清明游黄山，计划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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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杨小凯口述:我的一生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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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本文系本报记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访杨小凯时，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经其本人审校修改，编辑时有所删）

（转载）杨小凯：有限理性

杨小凯：澳洲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

‘有限理性’概念的主要提倡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Simon)。自从他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什么叫有限理性至今没有公认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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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当年认为有限理性的理论是‘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的理论’。他提议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 但是近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三方面的研究并不足以构成有限理性概念的核心。西蒙是个反对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概念的人，但是过去二三十年中，主流经济学却在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将西蒙提到的这三方面研究全部吸收了。首先以Wald 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传统的最优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对策论模型，使得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 用来揭示不完全信息对经济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并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例如Aumann(1997)认为大多数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策论模型并不是有限理性模型，而是超级无限理性模型。例如有名的Milgrom的防止进入的序贯均衡模型中虽然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但这个模型中，没有完全信息的局中人知道对方的生产函数，目标函数以及一个不确定的生产函数参数的所有可能状态，及各种状态发生的事前概率，他可以用动态规划和这些不完全信息算出完全的最优动态对策，并对对手的最优动态对策完全了解。这哪是有限理性，这明明是超级无限理性，比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对个人理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在传统的瓦尔拉斯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决策人不知道他人的生产条件和嗜好及他们的决策，他只根据价格信号做决策，因此在这种模型中，每个决策者所需的理性和信息处理能力比有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模型低得多。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论模型在推动有限理性数学模型方面是一个失败。

以Radner(199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最优决策的计算成本引入经济模型，可以说是将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个因素变成了主流学派的数学模型。但不少经济学家例如Aumann(1997)最近指出，这类模型仍然是完全理性模型，信息处理费用本身并不是有限理性 概念的实质。

最近发展起来的五花八门包含决策和计算成本的经济模型也证明，如果计算和收集信息的费用很高的话，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中都会出现直观决策，模仿(所谓羊群行为)，按固定规则决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优化的决策过程，但这类决策不是象西蒙所言的非最优化而只求满意的决策，而是考虑计算成本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最优决策的本质并未变，只是当约束条件复杂时，最优决策的形式也多样化了。

因此可以说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没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学派模型可以将这三要件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内吸收。九十年代的动态对策均衡概念就可以用来预测供求不等的现象。钱颖一的有名的软预算约束对策论模型中，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长期供不应求就是自利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一种任何个人都不能单方改变的后果，这种后果就是供求不等的均衡。所以均衡并不一定意味供求相等。很多动态均衡模型还能预见内生变量自发地随时间流逝而演变。所以西蒙及奥地利学派，非线性演化经济学派反对均衡的一些概念都被主流学派全部均衡模型所吸收。

1980年代以来有几个研究方向开始触及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对策理论经济学家早就用囚犯难题的模型证明，个人完全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全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Neyman(1985)和Rubinstein (1986) 发展了有限固定规则机制 (finite automata)模型。在这类模型中，对策局中人没有什么最优决策的理性，只是按固定规则决策，而社会理性却有可能在个人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出现。Smith(1982), Weibull(1995)，Fudenberg和Lerine(1998)发展了不少演化对策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个别决策者没有最优决策的理性，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会使选择不同策略的局中人人数随时间演化，一些看似理性的所谓纳什对策均衡会在这些无个人理性策略演化过程中出现。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个人的个人理性可能产生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缺乏个人理性的决策的交互作用之演化有可能产生从全社会而言看似理性的后果。而颤抖之手(trembling hand)对策模型预见个人非理性策略有可能在均衡中占优势。

Guth等人(1982),Binmore等人(1985)和Aumann(1997)将游戏规则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相区别，他们认为规则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他们用社会实验证实人们追求规则理性的行为(例如追求 ‘玩的就是公平 ’，Fair play)看似象是个人行为的非理性。例如法轮功和一些宗教人士追求人权的行为，看似没有个人行为的理性(例如不怕死)，但却可能导致规则理性。而规则理性往往不能由个人行为的理性产生。

早在1921年，Knight就指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谓 ‘根本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Georgescu-Roegen(1971), Shackle(1961), Slater和Spencer(2000)都将这一思想发挥。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是指决策者知道某一变量所有可能的取值，以及每一值发生的概率，而根本的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根本不知道变量有几个可能的值，更不知道每一个可能值发生的概率。凯恩思学派的经济学家称这种根本不确定性为认识力的不确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 见Lawson,1960,pp.42-43)。

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生给定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地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凯恩斯(1973,p.113)将这种社会性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aleatory)不确定性。如果我们以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作为有限理性概念的基础，则我们可看出，西蒙提到的和对策论模型中的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根本不搭界。不完全信息概念可能与完全理性并行不饽。实际上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模型中，岂止是完全理性，每个局中人都具有超级完全理性。

最近黄有光，姚顺田，杨小凯，赵一民等经济学家掀起一阵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研究有限理性理论的浪潮。他们重提Hurwitz定理，该定理证明瓦尔拉斯竞争模型是所有可能的激励机制中 达至社会理性所需信息处理费用最小的激励机制。换言之，瓦尔拉斯竞争机制在达到社会理性的条件下，对个人理性的要求最低。这种特点不但指社会总的计算费用低，而且个人决策面临的不是不完全信息，而是 ' 根本的不确定性 ' 。每个决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产函数，效用函数，而且对有不确定性的参数个数，取值范围，及其概率分布一无所知。如果他们要获得这些不完全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的费用大得不可行，即使收集到了，以此为基础计算最优决策的费用大得不可行。因此每个人只能按照看得见的市价做决策，而不理他人的决策及他人的私人信息。 而市价与决策又有互相依赖关系。更复杂的是，当人们用超边际分析(给定职业对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加选择职业时用的总费用-效益分析)选择专业时，每个人的最优专业化水平依赖于看得见的价格，而什么价格看得见又与所有人选择的专业化水平有关。例如如果所有人选择自给自足，则市场上就看不到任何商品的价格。

由于这种看得见的市价和决策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一个经济中即使没有外生的不确定性，个人决策之间及其与价格的互动也会产生社会性的根本不确定性。

而人们的做决策过程，就是一个通过他们决策的互动以及所有人决策与价格之间的互动，逐渐用价格制度试验不同的分工网络，一步一步通过社会试验，了解对全社会有利的组织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价格制度只能逐步向人们传递抽象的信息，而不能传递具体的私人信息。 例如当木材价格上涨时，房层建筑商了解到从他自己的利益而言，最优决策应该减少木材的使用量而增加其它材料的使用量。但他并不可能知道木材涨价是森林起火，还是人们对木材家具更喜爱产生的。而这种与他自己利益有关的信息就包含了所有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对全社会福利影响的信息，尽管个人并没有能理解这全社会福利信息的理性。换言之，在这个社会用价格制度做社会试验，逐步获得社会理性过程中，个人的理性是极其有限的。个人面对根本的不确定性，他不可能了解其他人的私人信息。也就是价格制度和社会试验不可能减少根本的信息不对称，相反它可以在每个人只知道全社会信息的极小一部分时充分利用所有分散在各地，各个专业的信息。由于这种自由价格制度的功能对个人理性和信息能力要求极低，所以可以大大促进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又会增加信息不对称。例如每个专家根本不必懂其它专业的事(隔行如隔山)也可以通过市场竞争享受各行各业价廉物美的产品。

这正是海耶克，奥地利学派所说的市场在个人有限理性和根本性不确定性条件下，综合利用分散在各地各人的信息的功能。 黄有光，杨小凯将他们描述有限理性的模型称为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Walrasian sequential equlibrium)。，姚顺田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序贯均衡存在的条件。

我们用几个例子说明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概念。首先。看麦当劳连锁店的创立和发展，在麦当劳连锁店创立前，饭馆的价格相当高。当时市场对饭馆的需求也似乎与供给相当。如果饭馆服务的价格稍微降低(以经济学术语而言即为在边际上调节)，利润将会减少。因此，用传统经济学来指导决策将会导致这样的结论：市场已在均衡中，利润已最大化，创办更多饭馆或大规模减价只会造成损失。但是，当麦当劳连锁店的创办人认为可能有另一种市场均衡，在这种均衡中，饭馆服务价格比现有饭馆低得多，因而很多人会减少自己做饭的次数，而增加对专业饭馆的依赖，专业饭馆由于生产规模扩大，内部专业化加深，也可以使服务成本大规模地下降，因此大规模降价也会有利可图。如此一来，麦当劳创始人就不是以当时市场的边际调节信息定价，而是将价格订在普通人能经常上馆子的很低水平。麦当劳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大规模经营，用连锁店的合约形式组织总部与分店之间的分工，使专业化的计划管理，餐馆设计，原料采购，广告成为总部的专门部门。结果这种 ' 组织创新 ' 成为本世纪最大的商业成功之一。传统的经济学对于分析这类 ' 组织创新 ' 的奥秘完全无能为力。其原因是，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以内点最优决策为基础，而实际经济决策是以角点决策为基础。内点决策表示所有决策变量最优值都是正数，所以找寻内点最优解只要在边际上调节就行了。而角点决策则表示某些决策变量的最优值是零。零值和正值在若干决策变量之间的组合，意味着决策必须在很多个角点解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

而决策从一个角点转向另一个角点时，会造成产量和价格不连续地大幅跳跃，所以边际调节根本不能提供最优决策所需的信息。

人们要得到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必须试验所有不同的角点。这一方面意味着组织试验会产生风险，成败不可能像边际调节那样肯定：另一方面，试验必须是从一种组织结构跳跃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构，而不能只是边际调节。这就意味着众多的破产案例其实是人们获得决策信息所必须的组织试验。破产企业家的贡献不见得低于成功的企业家。在这种组织试验过程中，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如果人人都要等到有十足把握才试验目前不存在的组织，则人们永远不能获得决策所需的信息。如果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在没有十足把握时就去试验各种不同的组织结构(不同的角点)，则很多不同的角点就是会被试验，其中大部分当然不是最优结构，而破产就提供了有关最优结构的信息，使成功的组织得以被人模仿和发展。

所以，看看经济发达的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其破产率也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这说明有很多企业家冒风险在试验不同的组织，因此成功的组织出现的概率就会上升。法人制度和股市的发展，使这种组织试验的风险分散，因而加速了组织试验和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从这点而言，社会对失败的企业经验应非常重视和给以适当的尊重，不要简单地将经济理论性与成功划上等号。

这个例子说明，企业家要搞组织试验必须借助大量资本。因为新的角点均衡并不存在于现有市场中，而人们一般只相信现有市场的边际调节提供的信息，企业家要说服人们与他一同去进行这种冒险的组织试验，只能以钱把他们引出来。而一旦新的角点均衡不如现有均衡，则这笔投资就会血本无归。因此，资本和风险是组织试验不可或缺的两个特点。这种对资本的看法与传统经济学对资本的看法很不一样。传统经济学中，资本是一种生产所需的资源，资源越多，则产出也越多。而用角点分析方法来看资本。我们对经济的最优决策有赖于我们对组织的信息，这信息的获得却依赖足够多的组织试验，而进行组织试验却是要用钱把人们引来与企业家共同进行，这试验的成本就是资本，而资本的收益就是通过试验所获得的有关组织的信息而赚的钱。

在有专业化加速学习速度的效果时，天生的比较优势并不重要，而进入专业化与学习加速的良性循环(正反馈)却非常重要。一个先天不足的人，一旦通过广告或自我推销的成功而进入某个专业，专业生产会提高他的学习能力，这反过来用高效率扩大了他的市场，使他有机会加深专业化，进一步加速学习过程。这种自我加速的过程往往能使某些没有先天优势的人在短期内超过一些有先天优势，但却没进入这个良性循环过程的人。有人将这种良性循环过程称为 ' 自我发现 ' ，实际上这种过程是 ' 自我创造 ' ，而不是发现先天就存在的自我。

正因为组织试验是人们获取经济信息所必需的，而可能的角点之间的组合造成的可能的组织结构和产权结构无穷多，人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组织试验，因此，人们对组织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在这种信息不够的情况下，人们不应对经济理性过于迷信，而应对看似无理性的组织试验充分开放头脑，不要有预先的成见。充分认识尽可能试验不同的组织，在充分多试验中靠碰运气发财的态度，比预先算计清楚稳操胜券的态度更可取。1000年前，商人曾被人认为是一种对社会没有贡献的行业，这种预先的成见曾大大阻碍了经济的发达。问题不是商业这个专业究竟是否有其价值，而是这种不开放的头脑。现在，我们也听到人们在谈论台湾的 ' 产业空洞化 ' 如何对经济有害，中国的劳力密集工业的发展如何不利于技术的提升，以及景气循环如何有害生产力。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与当年重农抑商的论调都是同样的思想方法。你怎么知道台湾的 ' 产业空洞化 ' 不好？一种组织结构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出现，必有其生存的理由，对这种复杂的理由，我们最好不要轻易下结论，而是对各种组织试验开放自己的头脑，让时间去对不同的组织试验下结论。以产业政策而言，目前香港和以前台湾没有产业政策的效果，看来比新加坡和韩国的产业政策就不见得差(不少经济学者论证香港的无产业政策比新加坡的产业政策效果为好，而台湾也胜过韩国)。

20 世纪50年代香港政府没有如何产业政策，而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外向型出口劳力密集产品的工业化模式。台湾在50年代，政府强制推行进口代替，成效不彰，在国际竞争压力和美国压力下，50年代末改取香港式的自由化，国际化政策，市场自动采用了香港式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创造了台湾奇迹。后人称这是政府有意设计了这个工业化模式，实际上没有任何政府有能力设计此模式，而是香港市场自发地创造了这个模式，然而其他三小龙的政府加以模仿。这些经验说明了市场在组织试验方面比政府要高超得多。市场为什么在组织试验方面比政府的能力高超得多？ 这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分工专业化的发展，随着分工的演化，每个专家所知道的信息相对于全社会的知识越来越少，信息越来越分散在不同的专业中，而市场的功能一方面是促进这种信息的分散化和信息不对称(一种专业产品的买方和卖方对生产过程的知识差别增大)，以促进社会获取知识的总能力和增进生产力；享受所有不同专业的信息带来的生产能力。市场并不是让所有人分享所有信息，而是让人们在不必知道他的专业之外的生产知识时也能享受社会的生产力。正因为市场上的公平竞争能将分散的专业知识加以综合运用，所以市场所利用的信息比任何专家所知道的信息都多。因此，市场所利用的信息也比经济学家或政府官员所知的信息多。加上迷信政府或经济学家的经济理性会限制经济组织试验，所以，市场试验经济组织的能力比政府和经济学家要高超得多。因此，我劝读者对目前一些经济学家批评台湾 ' 产业空洞化 ' 或中国 ' 产业低级化 ' 的论调千万不可轻信。其理由就是，市场上出现的组织模式所包含的信息，比这些经济学家知道的多得多。 由于根本的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算计自己决策与其他人决策的交互影响，只能依赖瓦尔拉斯定价机制通过社会试验逐步了解所有人决策互动及决策与价格互动的后果。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如果价格信号与决策之间有时间滞后，则反馈机制会产生市场价格不是高于就是低于静态均衡水平的波动，也就是金融家索罗斯所说 ' 市场永远是错的 ' 。如果市场上所有决策的交互依赖程度很高或用数学语言；来描述，代表这个机制的微分-差分方程是高度非线性的。这个瓦尔拉斯价格机制会产生有名的紊乱系统，这种紊乱系统虽然由确定性微分-差分方程产生，但其唯一可预测的特性就是不可预测性。笔者将在另文中讨论这种 ' 市场永远是错误的 ' 和 ' 市场不可预测 ' 问题，它们正是人的有限理论造成的根本性社会不确定性的特点。

（转载）杨小凯：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

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於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有冲突时，国际社会选择了後者优先的原则，并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国际关系法的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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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可与这个大变化相比的有"偷窃应受罚"原则的确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界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确定。这些道德准则的确立是法律制度的基础。而道德准则确立和变化的过程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布坎南，１９７５），与自由市场中做买卖的私人决策过程并不一样。道德准则的形成与意识形态的演化有关，也不是单纯的社会契约那么简单。　　

对这类公共选择过程的复杂性，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偷窃应受罚"这种道德准则形成为例来说明。"偷窃应受罚"看似是种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实则，其形成过程非常之复杂。首先我们应认识到人类历史的大部分，这一准则并不被社会公认，迟至十七世纪的美洲，印地安人之间"拿别人的东西"不算"偷"，在共产党国家，政府偷抢私有财产的行为也不算偷。第二，我们应认识到，每个人都会有对此原则的"免费搭车"态度，也就是说谁都愿意看到这原则对别人的偷窃行为实行，但谁都不愿当警察去执行这原则，或不愿交税出钱雇警察来执行此原则。第三，假设我们有了税收制度来养警察来执行这一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这警察所需的公权力创造了垄断公权力的机会，这警察本身会利用此垄断权力来偷窃公民的财产。第四，强制执行此原则的过程，因为惩罚有非人道後果，坐牢限制人身自由，错判（就像科索沃战争误伤平民和中国大使馆一样）更是会造成非人道後果。因此，偷窃一旦发生，公众可能会有"朝前看，不究既往"的"人道"倾向。而这就使司法制度不具公信力，盗贼也会因此而猖厥。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公正的警察可能是四处不讨好，因此，人们更不愿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这说明，"偷窃应受罚"要形成法律制度，不但有形成社会共识的困难，还有没人愿意当警察或警察趁机打劫的困难。　　

我们先谈科索沃事件如何克服了这些困难，再来谈谈它与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关系。　　

英国早在十二、三世纪就形成了地方自治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伦敦自十三世纪以来就由公司管理，国王只通过公司收税，而不直接治理。英国的封建制度产生了诸侯会议：小国会，此後国王的收税都要通过与国会讨价还价来进行。国王不可未经国会批准加税的制度形成後，重大的政治冲突更是由此而生。英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是因国王与国会因税收发生争执而生。英国光荣革命後，中央政府成了虚君共和政府，而地方自治，地方政府由民选产生早是英国的传统。　　

美国早在独立战争前就是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的议会都是民选的。不少美国的开国元勋过去都是殖民地议会的领袖。　　

欧洲由於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力，各国之间的长期战乱，逐渐形成了住民自决，民选地方政府的原则，这个原则在二次大战後，成为自由西欧的共同意识形态。各国之间领土纠纷都是由住民投票解决。例如德法之间对鲁尔区的归属在二次大战後就用公民投票解决。虽然法国是战胜国，是鲁尔区既成事实治理者，公民投票还是使鲁尔区回归德国。西欧用"住民自决"、"公民投票"这一套解决有争议的领土纠纷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决则，被历史证明是对社会整体最有利、最公平的解决领土纠纷的办法，因此它是和平和长治久安的保证。所以，住民自决，公民投票、公民选举、地方自治这一套成了自由欧洲深入人心，获取共识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违反了它，就像做了贼一样，一定要受罚。反对制裁违反这一原则的人无异於为盗窃辩护。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能理解为什么自由欧洲和北约会毫无异议地全力支持北约制裁南斯拉夫，法国几乎事事都要与美国唱唱反调，但在这样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谁敢为"贼"辩护？　　

苏联垮台後，南斯拉夫也不得不接受地方自治这一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因此各加盟共和国都多少实行了地方自治。现在南联邦内的各加盟共和国政府都是地方选举的。　　

由於科索沃地方政府要求独立，南斯拉夫企图收回自治权，并用联邦政府的武力去打地方民选政府，这在自由欧洲人看来与希特勒打波兰并无原则差别。欧洲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他们已有了共识，这种事一旦被容忍，欧洲就不可能有自由和和平。　　

而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苏联时代，中国领导人只认国界不可侵犯，不承认地方自治权，民选政府的权力不可侵犯以及住民自决这些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大多数中国人受政府误导，以为这又是一场强权政治的游戏，没有道德准则可言。而一些中国民运人士，也支持国内的"义和团"式的意识形态，看不出这是类似於指责抓贼的警察，借口警察行动中有失误而完全否认警察行动的正当性。在西方看来，中国政府的行为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看见行窃，他假装看不见，有人见义勇为出面当警察抓贼，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反而扭住见义勇为者不放，一付无赖的样子。而不少中国人都有意无意当了这无赖的打手。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实在是被世人非常看不起的。这种行为没有正当性，极端不道德。　　

对於此事中的是非欧洲人有共识，连南斯拉夫也做贼心虚，不敢逞强。但是欧洲人在警察行动对於其平民的代价和不坚定的警察行为的代价等问题上并没有高度共识。北约和美国在这方面没犯错误，他们了解新欧洲需要警察，而最大的危险是没人愿当警察，没人愿出钱执行警察行动，或警察的合法暴力不够强大时，整个自由世界警察制度就不具公信力。连基辛格也认识到，一旦制裁南斯拉夫的警察暴力行动开始，这场战争就一定要赢，否则世界上就没有国际警察的公信力。这里自由世界容易犯的错误是公众心太软，高估误伤平民的代价，而低估警察失去公信力的代价。中国的非民选政府就利用一般公众对警察合法暴力公信力重要性的不了解，而煽动支持盗贼的情绪。　　

俄国政府在科索沃事件中也是相当机会主义的。它後来参加维和部队时有明显的利用这一参与谋取一国家私利的机会主义倾向。北约国家是否也有这类利用警察的垄断权追求某些人私利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呢？我的看法是这种行为受到两大限制，一个是自由欧洲和美国各国的民主制度使各国执政者在国内没有政治垄断权，因而不可能毫无限制地追求当权者私利。二是北约内有一套相当完备的制衡机制，少数强国也不可能不受限制地追求一国私利。　　

特别是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已赢得了国际警察的信誉，自由国家都相信她在执行警察职务时是中立的，美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她处理波多黎哥和夏威夷都是用公民投票，住民自决解决的，没有用暴力扩大领土的野心。二次大战後，美军军事管制日本，执行警察功能真正是非常公正。尽管日本宪法和很多早期法案都是美军当局起草，但事事都按民主程序，由日本国会通过（或公民投票通过）。　　

一旦日本的宪政体制上了轨道，美军马上撤出。　　

美国并没有利用其警察特权有意削弱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这里我必须澄清中国人和欧美人对警察一词的不同理解。在中国人看来警察就象大陆的公安一样，利用警察权力欺压百姓，追求一己私利甚至警察保护警察的走私活动。但在自由世界，警察整体而言与政党不一样，它是中性的，不能追求一党一派的私利。因此有人愿意做中性的国际警察，它是自由世界形成世界法治和秩序的条件，这国际警察正因为其不偏不倚，严守中立，所以是令人敬佩的。以美国目前在科索沃的警察行动而言，她不但要保护阿尔巴尼亚人不受迫害，也要保护塞尔维亚人不受报复和迫害，而且由美国人出钱，不要塞尔维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出钱（美国国内有不少人担心这笔巨额费用），这样无私的见义勇为而又中性的国际警察，不是令人敬佩吗？中国的警察能做到这样不谋一党之私，中性地用强大的合法暴力保护所有个人的合法权利吗？显然不能。首先，中国政府不承认地方自治，住民自决，因此，它有类似领土野心的用暴力征服台湾和西藏地方自治政府的倾向，或不允许基於自由选举的地方自治。第二共产党政权肯定是为一党之私利服务，它天然是用警察垄断性暴力推行国家机会主义。例如用警察暴力迫害反对党，用警察暴力压制自由结社等等。　　

现在我们谈谈科索沃事件与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政党自由之间的关系。我们分两步来讨论，一是国际政治与中国民主之间的关系；二是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中国近代史上与外界的冲突非常类似这次科索沃事件中的冲突，它们都是中国的意识形态、道德准则与西方的冲突。以义和团为例，冲突与中国政府对结社和宗教自由的态度有关。西方经过宗教改革运动前後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互相迫害，到英国光荣革命时，终於形成了禁止宗教和政治迫害，自由结社的道德准则和意识形态。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很难自愿接受这些，但由於各国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没有政治上的大一统，这一原则终於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各国变成共识。　　

上个世纪末，中国并没有形成这种意识形态。因此，民众和政府都不能容忍自由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义和团实际上是对自由教会搞宗教迫害，并以扶清灭洋来争取当局的认同。"灭洋"类似今天的种族清洗，仅仅因为人家不是中国人，信不同的宗教，就有杀身之祸。这种宗教迫害，对自由结社和人身自由、人身安全的侵犯，理所当然受到西方各国的一致反对，这是中国庚子之乱的根源。客观地反省，中国政府和义和团当时的行为是野蛮人的行为，是应该受到制裁的。　　

民国以来，国民政府改变了这种行为，在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宪政秩序上向西方靠拢，逐渐使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因此而上升。至二战结束，中华民国成了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但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却向野蛮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倒退。二十年改革，不改变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宪政秩序，只是开放经济，结果六四事件和科索沃事件中，再次使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当年类似义和团和清政府的孤立地位，这样继续下去，可能还会因为坚持野蛮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象南斯拉夫和当年的清政府一样受到正义的文明世界之警察行为的惩罚。比如，中共如果武力进攻民选的台湾政府，它一定会受到国际警察和司法制度的武力制裁。在当今的文明世界，中共想象韩战和越战一样，又要做贼，又不受罚再也不可能了。　　

中国要想重建自己在文明世界的国际地位，应该学习当年法国和德国的经验教训。十九世纪英国形成宪政秩序和民主制度，使其强大起来，法国却因专制制度而落後，法国在拿破仑时代企图重新赢得欧洲的领导地位，他推行拿破仑法典，废除贵州等级特权，用平等、博爱、自由、自由结社、公共教育制度等真正形成了法国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但拿破仑以暴力征服别国，最後受到神圣同盟的警察行动制裁。德国为了赶上来，在俾斯麦治下，大力推行自由主义改革，实行君主立宪，结社自由，地方自治。这些新制度改革也使德国重新强大起来。但是对外的武力扩张却是德国的惨痛教训。直到二次大战後，终於欧洲都接受了住民自决，地方自治这一套长治久安的解决领土和国家之间纠纷的制度。　　

比较欧洲和中国，欧洲的政治制度演变是以多个小国之间的平等竞争为条件的。如果欧洲出了个秦始皇统一了欧洲，政治制度的变化就不可能如此快，而中国太大了，政府领导人和特权阶层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不够大，所以可以人均收入是台湾的十分之一还坚持落後的制度不变。在欧洲十八世纪，法国的人均收入低於英国１／３，法国就爆发大革命，非要改制度不可。但是科索沃这类事件，美国和统一的欧洲对中国也有强大压力。如果中国政府对这强大压力的反应象清政府那样迟钝，中国有可能乱起来。但如果中国的反应象德国、法国、日本对美国成功经验的反应那么灵敏和积极，在制度改革，特别是政府制度改革上下大功夫，则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台湾、南韩政治制度改革快都是因为他们国家小，国际竞争的压力大，所以他们的反应比较快。从这点而言，科索沃这类事多一点，对中国刺激大一点，对中国政府的大国政治垄断地位打击大一点，都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因此中国领导人如果头脑清醒，应该模仿国民政府的策略，在意识形态、道德准则、法律制度方面向西方靠拢，以提高其国际地位，改变机会主义、野蛮人的形象。这会加强国家警察暴力的合法性。然後用开放地方选举，逐步实行地方自治，再开放自由结社。逐渐过渡到宪政体制，用强大的合法国家暴力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但是中国政府目前是反其道而行之，严禁自由结社，压制和放慢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的发展，外交上与文明世界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对抗。这些政策使中国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其警察暴力的合法性日益消失，人民的革命情绪不断发展。这样下去，中国可能重蹈满清的复辙。特别是共产党制度在政治权力转移方面甚至不如君主制成熟，执政者并没有对国运长期负责的长远打算，当了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利用元首地位在各国旅游。加上共产党长期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使其在公众面前没有可信承诺的公信力，因此中国向民主宪政转轨的最大困难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强大的合法警察暴力的真空。　　

一个可能是，中国的警察暴力足够强大，但它被用来侵犯公民的自由结社及地方自治，自由选举的权力。因而警察暴力的合法性日益衰减，终於形成政府合法暴力的真空。这时就会出现"六四"时的局面，谁也无法控制局面。防止这一局面的有效方法是尽快开放地方选举、地方自治、自由结社，使得地方民选首长有合法性极高的警察暴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也使反对党的组织程度提高，使反对党领袖能约束反对派群众。这也会使共产党处理与政治竞争对手的关系和应付助选的能力迅速提高，因而使整个社会的组织能力和稳定性提高。　　


我们都乐见後一种局面逐渐形成，而不希望前一种局面持续下去。

（转载）杨小凯：我认识基督教的三个过程

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里。那时候，我的同房有一个基督教徒，他被关在看守所。那个教徒在文革期间贴了份大字报，被判了十年刑。他在监狱里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政治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在被判刑之前还为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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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去美国了。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压力很大，对教会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太太（小娟）为了学英语，就去了查经班。查经班那些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当时，小娟没有一点英语基础，基督徒当时帮了我们很多忙，帮小娟找工作，帮她学英语，这些在我们从大陆来的人看来，真是无缘无故的爱，找不出一点利害算计的理由。
　　
与当时其他出国的人相比，我相对地不太受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当时不太相信唯物论这些东西，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对宗教不会太抗拒。但是，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
　　
我们从美国搬到澳洲来以后，1989年我们去了教会一年，这一年我就去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做《宗教的经济学》，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看它本身的运作在经济上是怎么样维持的。那一年，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教会，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成见，觉得要了解一个东西，先要爬进去，再爬出来；另外，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包括从学习西方语言中了解基督教文明。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后来我信主了以后，要找上帝存在的证明。上帝存在的最好的证明，一个是教会存在了两千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连续不断地存在两千年，这是很难找到的。我们也可以说还有别的宗教也存在了很多年，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扩张的，只有基督教。
　　
哈佛大学的教授Shileifer等人也作了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他们把经济表现和意识形态作回归分析，发现有些宗教对经济起着阻碍作用；有些宗教，像基督新教，对经济发展，对社会和平----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起着促进作用。这有着非常多的证明。它起的这个作用是很复杂的，跟我们中国人信的历史唯物论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些经济史学家，比如说North，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在一个国际竞争环境中就会反馈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和我们大陆来的人相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很不一样的。
　　
历史唯物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陆来的人，特别是知识界的人，特别迷信科学，什么东西都要用是不是科学来衡量。但是政治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这个制度不是从科学来的，不单不是从自然科学来的，甚至不是从社会科学来的，它是从信仰来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使人认为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社会形成一个共识，就会有一个叫做Social Sanction（社会反对和禁止）的机制。
　　
在美国，执政党去录反对党开会的音，所有的人都会反对，连当时总统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朋友都会反对。从政治利害而言，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盟友是不应该反对尼克松录反对党会议的音，但他们听到录音带的消息后大都背叛了尼克松。为什么？他们有一个意识形态，这种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国人却认为这种行为可以接受，他们不理解尼克松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录音带而下台。中国政府抓持不同政见的人时，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里不是说老百姓，是说掌权的人，与掌权的人最亲近的人对迫害不同政见者也不反对。为什么？他们也有一个意识形态，认为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这就是我的第一阶段，从理性的角度，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找到很多证明，证明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像哈耶克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东西。对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而言，这个就是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Shleifer及同事作了些经验研究，凡是新教文明占优势的国家，它的宪政秩序、经济表现就好。比如说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澳洲，荷兰、英国也是新教占优势的地方，这些国家（除荷兰外），它们的文明，它们的法律制度是普通法，它们的经济表现就非常好，它们的秩序就不断扩张。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教占优势的这些地区，都是从英国那个早期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很小的岛，在一千年之内发展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历史证明，从社会科学来说就是这样的，从客观上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第二阶段　开始克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
　　
刚才我说，我虽然承认基督教的正面作用，但要让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还是一种理性的、崇拜科学的态度。后来，我就读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书，他对宗教的分析使我受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但是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说妈妈爱孩子，不是理性的，从个人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妈妈不应该管孩子，但妈妈爱孩子，这对人类的生存是最关键的，不爱孩子的妈妈就会绝后。
　　
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过资格考试，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能不能在外国留下来。当时，我的太太就怀孕了。如果你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分析你可不可以承担得起？当时，我们可能要回中国，我们已经签了约，只能生一个孩子。回去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这种理性计算的最优决策，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效用最大的最优决策，就是绝对再不能生孩子了。但是，我太太去查经班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她就说我们不能堕胎。现在想起来，这个决策真正是太好了，但是它绝对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
　　
我们还可以讲一些更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有了电脑，有更发达的东西，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祖先，他有一个非理性的爱好，就是他喜欢讲话，他乱叫，嗷----，不像有些动物不太叫。当时，如果用理性计算成本收益，你就会觉得这个讲话没什么意思，它也不能给你多少吃的，如果你要决定算计好了讲话的经济成本和收益，再去拼命讲话的话，那你就会计算这个讲话会导致文字，有文字才有文明，有文明才有宪政，才会有工业革命，才会有电脑。如果你要这样计算，我们的祖先不会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你要算好了才去用理性来讲话，也可能永远不会讲话，永远不会变成现在的社会文明。当时，我们的祖先就是遵循非理性的这种冲动，你也可以说它是信仰，他就觉得想这样讲，结果后来就出现了很多事情。
　　
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举很多例子。世界上的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要认识到宗教和非理性的东西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不会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基督教，而是像妈妈爱孩子，像我们的祖先喜欢讲话，他就有一种冲动去信这个。信基督，很多东西就会产生。不同的动物信不同的东西，如果你信翅膀，老是想动翅膀，后来变成鸟了。人们迷信不同的东西，就会发展出不同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信基督教，你为什么不去信佛教，它也是信仰，也是非理性的，它也会产生一个文明，就是佛教文明。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问题，有太多的证据证明，基督教新教文明是别的东西根本没法跟它比的。
　　
有人也许会说，现在基督教文明是最有潜力的，过一千年、两千年会不会还是基督教好呢？两千年、三千年后还有没有基督教呢！我想引用哈耶克的观点。哈耶克说，我们人类生活行为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和平平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共识，比如说偷东西要受罚，我们有这种共识，有警察抓小偷，没有这些东西，你会想象不出社会会怎么样。比如洛杉矶大地震的时候，警察突然就不灵了，有那么多人在大街上抢劫，美国那样的一个社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是在那一个短期内，就完全退到了原始社会。实际上我们不了解我们这个制度有多复杂。它是建立在很长期的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所以，一个宗教意识形态形成一个东西，你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老想改革，创造一个新制度。他们老是喜欢讲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创新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你是没法创新很多东西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等很多东西约束的。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社会会乱到一塌糊涂。一个真正了解制度的人，他不会老是说要创新、要改革，他会说要尊重传统。正象普通法尊重先例一样，先例就是法。这个世界上传统是很重要的，在长期历史上经过筛选的意识形态真正成功的，这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你不能轻易的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而且成功的东西往往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要人们服从权威，老老实实交税，也是尊重传统的。哈耶克觉得传统起重要的作用，财产权、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制度是多么复杂的一个事情。那些激进的改革、革命，制度创新往往是给社会造成灾祸的。我看了哈耶克的这些东西以后，就对宗教有一种敬意。
　　
这是我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
　　
如果一个人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以前我会说他迷信，没有受过教育。我现在会尊敬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的人们。从我个人的经验，当你年纪大了，会发觉迷信理性往往犯错。这里讲个笑话，经济学家，包括得诺贝尔奖的，他们的经济决策常常错得一塌糊涂，经常会亏钱，卖房子最便宜时卖，买房子最贵时买。反而是他们的没学过经济学的太太做出正确的决策。你有了很多这样的经验，你就会发觉太太们有良心，或者她有时候看起来和你的精细计算不一样，但是她们有时候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时候你就会慢慢地对非理性产生一种敬意。你就不会像刚出国的时候那样，说这是迷信，是不科学的，以这样一种轻率的态度来看待她们。
　　
哈耶克的宗教思想实际上还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想法。他说宗教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长期的国与国竞争中，那个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意识形态，就会胜出。他比较了法国的天主教和英国的新教，天主教对人的行为都有一些跟新教不一样的地方。它就影响到制度和法制，他们的国家（法国）就老是有革命、动乱，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搞不好，就像中国人一样，相互斗来斗去。他每发生一次革命，就会把殖民地卖给英国人，他的秩序就不能扩张。新教就没有这些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她的游戏规则，就适合社会的持续和平和正义的持续扩张。一个小小的英国，法国人根本看不起的，英国最早的国王都是住在法国的，他不愿意住到英国去。最后的结果是世界上都说英语，不说法语。法国人像中国人一样，不服气，他们老想讲法语，开全世界法语大会，但是有什么办法？这是哈耶克的观点，当然哈耶克的东西比这个深刻多了。他对唯物论，对一张口就是改革、就想制度创新的态度是有很深刻的批判的。
　　
我信主的过程与我对基督教和宪政关系的认识有关。我所说的宪政不是指宪法或民主政治。世界上有三个国家(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共和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上层阶层，只有少数有钱缴税的男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有分权制衡制度，有确定，公平，透明，非歧视的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特别是权力转移的规则；政治上没有垄断，有进入政治的自由，政党自由（结社自由，所有政党和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禁止政治和宗教迫害。英国1688年之后实现的宪政有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还有一个就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
　　
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最近，政党轮替后才实行执政党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的制度。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有利益冲突。政府搞国营企业就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80年代中国政府鼓励下级政府创收也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90中国政府禁止军队经商，及最近中国政府规划四统一，禁止下级政府创收搞小金库，就是朝这一宪政游戏规则的进步。美国的成文宪法的特点是，其主要条款全是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严格保护人民的天赋权利不受政府侵犯。
　　
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众院是按选民人数选出，却要受不是按选民人数选出的参院的制衡，选总统的选举团则是众院（民主）和参院（共和）的折衷。所以以选民人数算得票少的小布什可能赢得票多的戈尔。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当然，总统的任命权受国会制衡，也难得有机会运用此任命权（有个空缺才有机会）。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和宪政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民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普选制，这在英国是1830年后才实现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后，苏联式宪法否定了共和制度和宪政的实质，但却实行了没有所有党派平等竞争的（或无差额选举的）普选制。这是一种没有共和制度和宪政的民主。从英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宪政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而私有财产观念来自圣经中的十戒。宪政的另一基础是法治，法治不同于以法治国。前者以宪法司法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国会)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一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
　　
基督教为什么会这么成功？这是很值得去研究的事。基督教里边有几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Free agency，他说上帝虽然是万能的，但他永远尊重让人自由选择，他不会说要用专政来强迫你选择，也就是说他对别的宗教不会用暴力去压制。他爱人，甚至爱敌人，宽恕，还有不把人划分为等级，基督耶稣爱最低贱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形成像《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正义的制度的基础。不管你相不相信有没有耶稣或人死了会不会活，你也得相信这本身就是一个神，就是一个灵，他真的是一个人类社会长久和平的基础。但是这还不是宗教信仰，这还是像哈耶克的观点，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
　　
基督教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个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就是说，买者卖者如果没有第三者来沟通买卖双方，有时候明明是一个互利的买卖都做不成的。但是如果有了第三者仲裁，就是如果我们讲价讲不好了，请个与此没有利害冲突的第三者来给我们定一个价，这样一般就容易成功。所以要使一个社会运作得很成功的话，这个第三者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跟社会科学哲学都不一样，社会科学哲学都不是第三者，因为它都是在游戏中玩游戏的人。我是经济学家，我就是社会中的一个人，我有我的效用，我有我的目标，我不是第三者，我跟人家都有利害冲突。但是宗教他崇拜一个现在你还看不到的人，耶稣，他在天上，他跟你没有利害冲突，他不跟你争利，不跟你争钱，不跟你争超级大国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而一个和平的秩序，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就像一个买卖做成功，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一样。有很多国家完全没有宗教，像我们中国古时候，完全相信孔孟的哲学，哲学不是宗教，它没有第三者功能，因为孔夫子就是今天说的Consultant（顾问），他有利害关系，他要讨好国王拿钱，要有国王重用他，他才能够生活。他对国王就比较宠，他对国王进行规劝。但是在基督教里边，上帝对国王有一种威吓作用，你如果欺负老百姓，镇压穷人或对没有钱的人不公，迫害反对派，你死了要去地狱，这个功能在哲学家孔夫子那里是没有的。这就是所谓宗教的功能。
　　
但是，基督教有一些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他无条件地禁止一些行为（十戒）。为什么基督教发达的地方经济也发达？这有很多原因，我刚才只讲了前一个原因。我们在做生意的中间，这信教的人有一个取之有道的承诺，他不会去搞你的鬼。而信教的人平均来说，这个承诺比较可信。所以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大公司可以发展起来。没有基督教文明，只有小家族公司，大公司搞不起来。发达国家有政府和商界形成共识的best business practice codes（最佳商业行为准则），共十条，搞财务和管理的专家都知道，这对大公司的公司治理起关键作用。但最佳商业行为准则源自圣经的十戒。
　　
这种基督教经济上的好处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也是罗衣思指出的，要有一个永久的社会和平，就要有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它要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即不管你在什么地位，不管你是小偷还是警察，是被告还是原告，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模糊面纱的原则很难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产生。因为模糊面纱的原则是说，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不能只替自己着想，要替自己的对手着想，就是基督教说的，爱你的敌人。为什么美国、英国、澳洲的制度这么好，因为他们满足了模糊面纱的原则，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他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要考虑自己的对手，要去照顾他们的利益。这个怎么能做得到？第一个你要有爱敌人的想法；第二个你要有害怕下地狱的恐惧。你怎么才会有恐惧呢？你一定要信，这是没有理性的信。只有信的人才会在有权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不是只替自己去着想，而是替敌人去着想，而不能象孙中山那样，当总统时就要选择总统制，在野时就要内阁制，也不能象毛泽东那样，在野时要真正的民主，一旦执政却要搞专政。
　　
你说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政府制度这么好？刚才我说的这两条就很重要。而要信，就要放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你要信死后有天堂地狱，你才会恐惧下地狱。你看基督教的国家，不会像中国那样，当了皇帝以后娶一千个老婆。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圣经上说的要一夫一妻，违背了这个要下地狱。但是，如果我不信它，我不怕它，你讲它一百遍我还是娶一千个老婆，就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所以，信在这里是起关键作用的。而这个信绝对不是理性。但是，这个后果又是理性的，象国王、特别是掌权的人信，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就会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宪政。所以，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如果用实践去证明死了人可以复活，你怎么去证明？但是，信的人他在个人的灵上他会经验到。这又讲到了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它是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用经济学家现在最时髦的一句话，它是一个所谓复杂性的理论。复杂性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都是由分子构成，人和所有生物的分子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分子的不同的组合，就是这个简单的构造的差别，对不同动物不一样，就会变成不同的物种。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什么利益，就相当于分子。但是我这个人和其他人怎么组织起来，就像一个社会的遗传基因一样，像分子的不同的组合。这东西由什么决定？由行为规则决定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你说爱你的邻居，你看到那个在基督教文化下长大的人，他搬到新地方，首先敲邻居的门，跟他们互相认识，他就有这种跟人打交道的意愿。那我们中国人，住了两三年，隔壁是谁都不去问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差别？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意识形态决定人的行为差别，行为差别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会怎么样，这是由宗教决定的。
　　
基督教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爱敌人，他替敌人着想，他有Free agency，尊重别人的选择。他又是排他性的，别的都是假的，只有基督是真的。但是，他又从来不强迫别人，这就是所谓的Free agency，让人自由选择。这些东西是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伊斯兰教也排他，但它不尊重别人的选择。伊斯兰教掌权的或占优势的国家，它有时候不尊重别人，或者是儒教掌权的一些国家，有些时候它就会镇压跟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它讲Free agency。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基督教在天主教还没有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在那个时候，宗教迫害等等都有，赚钱是坏事，不能收利息等等。宗教改革以后，把人的价值改变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上帝交流，不要上级批准，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组织教会，正当的发财是上帝的选民等。这些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但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你死我活的），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不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因为竞选失败后以前的大量政治投资都废弃了，因此输了不认输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而1917年俄国和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的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是关键。
　　
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观点。但是，我刚才讲到我进入第三阶段的时候，我就从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它就是信。信就不是社会科学，它是非理性的。我信，我是非理性的。有些人说，我一定要看到耶稣，给我看一个上帝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复杂性理论，要看到上帝才信实际上是一个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分子的关系不同，它可以出现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社会现像。而分子之间的关系是看不见的，你就叫它灵好了！所谓这个复杂性的关系，完全一样的基本元素----分子，它的关系结构不一样，就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物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是灵。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它一定要看见每个分子。DNA怎么排列？这个关系是看不见的。还有比这个更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这个灵，不是分子本身决定的，你是狗、是猫、是人，而是分子间的关系----灵决定这个东西。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看一个上帝，但这个灵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经验的精神经历。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东西，它决定人与人的关系。很多政治组织，它没有基督，它的生命不超过三百年。但基督教中基督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续了一千多年。这个灵有多大？其他政党都有灵，这个意识形态虽然它不叫神，它叫别的东西，它也是信一个东西，你说给我看看三个代表是什么，他也没法给你看。但是他用这个东西来建立共产党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上帝，基督，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有感觉，这个感觉太真了！你还要什么东西证明？只相信理性，迷信科学，那你永远跨不过这个门槛，你永远到不了灵的世界，你永远停留在这个分子水平上思想问题。
　　
你不要以为共产党没有灵，它也有它的灵。它也没有办法给你证明它的三个代表长着几个鼻子、几个眼睛,，但是它要靠这个东西来运作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而我们这种精神生活共同经历过的经验，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就是圣灵。所以你如果慢慢从迷信科学、迷信理性走到这一步，你就可以跨过这个门槛、走向信仰了。
　　
跨过这个门槛只是个开始。我第一次相信这个灵，是因为我每次做错事了，即使没有人谴责我，也没有人发现我做的坏事要惩罚我，但我会觉得过不去，于心不忍。像有一个良心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圣灵，它就是上帝的声音。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有这个东西，都有良心。再坏的人，比如说杀人犯，他晚上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为什么？有良心，有圣灵在他里边对他说话。从我个人经验，去年九月份我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就说，你这次没有办法治疗了，我们所有的措施只是减轻你的痛苦。我原来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永远要从理性算计成本效益，为什么要这样做，总要讲出个理由来。现在没有理由可讲了。你信科学，现在科学救不了你了，人到了尽头了。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开始祷告。所谓祷告，那时只是说要上帝救我这条命。那时我真的感到教会有无缘无故的爱。很多教会的朋友来给我祷告，你看，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给我找药等等。然后我就一边养病一边读《圣经》，读很多这方面的书。
　　
开始，有人跟我说，你真的信了基督教，你现在就死或你四十年后再死，在神的那里只是一瞬间，差别不大的。我心里好痛苦，我现在就要死？你读的书越多，你过了这个门槛，你不再用理性而是用信仰、用灵来想问题的话，你就会发觉，嗷，我不应该求上帝来给我一条命啊！我应该相信上帝，灵会得救，就有永生了。上帝让你做什么，你现在死还是以后死，你就听从他好了。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我现在跟我们的莫那什大学的同事一起搞了一个超边际分析，在国际上评价还不错的。上次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到我们学校来，当着校长的面就说，现在世界上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莫那什大学的这个研究，我们当时都受宠若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现在就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可能压住了很多年轻人，我就早点去了，那他们就发展了。如果他不让我现在去，那他就是要我传福音给更多的中国人，跟他做更多的事。
　　
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轻松了，你不会在恐惧中生活。但是，有时候有反复，像我们这样事业上还算成功的人，过去很看不起没有成就的人，现在自己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因为明天你可能就是一堆骨头了！再也不会摆架子了，即使社会最下层的人，你都会去尊敬他。当然这是受《圣经》的影响。如果我没读圣经，我会信别的，我可能不会这样想。但是，我这个人，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做出来的，就老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就想办法治病，就不能把自己交给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常祷告。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或祷告了很久没有灵的感受。
　　
小娟也是在跟上帝做事，有一个ALPHA COURSE，就是教你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认识上帝，我也在学这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它也是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办法证明上帝和耶稣是真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详细介绍这个。像我这样一个非常理性、数学上计算精确极了的人，我都说，不光从信仰上说，而且从逻辑上说，它真是无懈可击的。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录像带或这本书。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文字记载的，文字记载都是主观的，对不对？因为都是由人写下来的。所以，在圣经记载的故事和凯撒大帝所记载罗马历史的故事，在主观性方面是没有什么实质差别的，你要找出客观标准来证明哪一个在逻辑上更可信。比如说考古学家的考据学定的一些标准，用考据学的客观标准来说，圣经上的故事是最可信的，比罗马史还要可信，比中国的春秋战国史还要可信。
　　
另一类是我们个人灵性的经验，是你的思想活动的，灵魂活动的，这个东西跟科学所证明的不是一样的。作为基督徒，我有过一次祷告流泪的这样的经验。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很理性的人、数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呢？而且我这个人难哭得很呢，把我抓到监狱里判十年刑我都没哭呢！这种灵性的经验有那么多人经验，这个东西是事实，这就是见证。你说这个东西不算，一定要分子才算，分子之间的关系不算，那你一定会没法了解那个是猴子，这个是人，他们的分子都是一样的。你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而这个不信基督教、只信旧约的犹太人为什么跟人家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而约束国王、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一定要那个人信，这个约束才有效。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好，阿富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中国隔几十年要乱一次，为什么有这个差别？这就是信仰的差别。中国人信儒家，不信天堂地狱，孔夫子劝皇帝做个好皇帝，皇帝还是要三千个老婆，他不怕，他不怕下地狱，因为他不信。
　　
我的这个病，这又是一个见证。按照医生科学的说法，我今天根本不会在这里。我每天祷告好多次，已经一年了。和我同类情况的有很多都走了。去年九月份、十月份，有人到医院去看我，我根本不能讲话。那时候，医生说我的右肺整个都是硬的了，我一讲话，气就喘不过来。一两个月后，有些好转了，我都不能讲一个小时。我现在都讲了多长时间了？去年十月份我走路走半个小时要停三次，要不然就喘不过气来。还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祷告，特别是兄弟姐妹帮我祷告。这也是一种灵性生活，它也是实在的。你说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谁管你呢？只是很亲近的几个人关心你，但他也不会一起给你祷告。那现在大家都看到我的情况，我讲话没问题，我也开始游泳了，我开始打网球了，还玩帆船！我也开始讲课了，瘤子消失了。很多兄弟姐妹给我作见证，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我的这一段的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你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分子水平上想问题。你就是升高，学点复杂性的灵，同样的分子，不同的组合，会完全出不同的物种，而这个不同的组合就是灵，就是不同的灵魂。
　　
　　　
杨小凯教授简介：
　　
原名杨曦光，湖南人，出身于高干家庭。高中时参加了“文革”造反派的活动。一九六八年撰写了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引起轰动，并因此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一九七八年出狱，先当工人，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并在武汉大学任教。一九八一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获硕士学位，一九八三年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读书，一九八八年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为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曾任美国路意维尔大学经济学系，台湾国立大学经济学系访问教授；台湾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访问教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他的主要著作是《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与JeffSachs合著)，《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与黄有光合著)，《经济学原理》（中文），“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机制“(载《政治经济学期刊》)，“分工和产品多样化”(载《美国经济评论》)，“垄断竞争和最优先产品多样性”(载《美国经济评论》)，“专业化、信息和增长”(载《发展经济学评论》)等，著作和文章常发表在著名的匿名审稿杂志上。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财务理论奇才布莱克称此书为“天才著作”。他最近的新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
　　
主要贡献是发展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他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他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

视频: 马云赢在中国励志演讲

视频：俞敏洪的一分钟励志演讲

（转载）Google Docs 产品经理 Jonathan Rochelle 谈 Google Docs

对 Google Docs 来说这是一个忙碌的时刻，当 Google 寻求缩减预算，Google Docs 这样的免费或定价很低的产品难免有些危险。一方面，Google 不断为自己的产品推出新功能，如离线Gmail，一方面，其它厂商如微软和苹果也纷纷推出自己的在线 Office 产品。基于这些原因，VentureBeat 的记者拨通了 Google Docs 产品经理 Jonathan Rochelle 的电话就 Google Docs 做了简短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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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 能否整体说说 Google Docs 以及 Google Web 程序的发展方向？

JR: 会有大量的集成，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Gmail 实验室启动了云意义上的集成，并不仅仅是 Google 程序之间的集成，而是在这个云计算领域的集成。这不仅对用户，而且对企业都有好处。云集成将是那些本地应用之痛。另外，我们还会在这些产品中加入社会化功能。


VB: 在你看来，企业在接受云应用时所表现出的恐惧是否有所变化？

JR: 这种恐惧感正在减轻，甚至走向相反的方向，就是说，人们对之前的系统反而感到害怕起来。因为新的云体系更开放，更容易访问，更安全。举个个人例子，我不太信赖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因为一旦丢失打麻烦就来了。对公司也一样，不管是什么规模的公司。


VB: 微软和苹果都宣布推出在线 Office 产品，这是否改变你对 Google Docs 的定位？


JR: 我并不认为。我们推出的东西并非基于竞争，而是基于用户需求，另外，市场上（云应用）上只有我们一家并不是好事。

VB: 我有不少朋友在使用 Google Docs 的时候遇到不少麻烦，因为和桌面字处理程序来比缺少很多功能，你认为这些批评公平吗？


JR: 我认为从功能的角度，Google Docs 没有桌面字处理程序那么强大，不过我们在功能上也在改进。然而我们的目标不是塞一大堆功能进去而变得更难用，我们的目标是满足绝大多数人，而不是那些希望有完满的字体与分页的人。我们的功能比桌面程序要少，但瑕不掩瑜，如果你想做报纸排版，很显然你需要专门的程序。


VB: 有一个越来越被认同的说法是，当面临经济压力时，Google 一类的云应用会更有吸引力，金融危机以来，是否这样？

JR: 很难说，因为我们的用户量很大，但还没有发现同经济之间关联。当然，这也不言而喻，比如，人们对便宜电脑（Netbook）的兴趣越来越高，花300美元，你能买到一台很好的，也够用的电脑。我听说现在有更多的人在研究我们的产品，当然我没有准确的数字。


VB: 人们使用 Google Docs 的时候是否有让你惊讶的地方？

JR: 有一些用户，用 Google Docs 替代他们的桌面字处理程序用来创建和共享文档，因为这种体验更好。我还曾看到人们玩 Google Docs spreadsheet art，他们在线一起玩，甚至在办公室中这样玩。

你玩过吗？

VB: 没有。

JR: 有很多令人惊喜的事，你可以很快将一张表格发出去，或发给一帮人，他们直接在这个表格中回复。以前人们一般通过电子邮件传递，要靠手工收集这些反馈。我们很高兴看到一些游戏公司用 Google Docs 在游戏社区收集信息，还有人用于个人信息的跟踪，比如几个人用 Google Docs 分享减肥食谱。


我有一次有趣的经历，有一个和我们一起做培训的人，我们后来分开了，但我继续更新那些文档并显示到他的列表中，有一天我打开那些文档发现他在上面留下非常有用的消息。

VB: Google Docs 目前只通过用于商业用户的 Google Apps 程序包盈利，是吗？


JR: 是的。能有盈利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基本上是拿这个当公共服务的，我们发现人们乐意为这样的程序付钱。


VB: 我们听到不少关于 Google 正在勒紧裤腰带的说法，说 Google 要将精力集中在核心产品上，这是否影响到你的团队？


JR: 总体来说，我们还没到那份上，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在 Google 做产品经理和在别的公司不同是，你不必担心销售收入的问题，我们也有压力，但我们的压力是如何让用户高兴。

VB: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什么时候拿掉 Beta 标签？

JR: 我没有时间表，因为我们内部并不拿它当 Beta 品。从内心说，我们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但我们不想简单地把那些有风险的东西扔掉，对于该怎么做，我们会建立非常清晰的标准。

（转载）郄晓烨：网络化软件的竞争优势

2009.03.26 来自：CSDN　

第一种商业模式成功后看似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当它遇到了网络化运营的软件商业模式时，它的优势立刻大打折扣，因为网络化软件的优势有：
第一、分发更迅速，甚至1个月就可以让几十万人使用，只要访问一下站点就可以使用这个公司的软件了，而传统软件很难达到。
第二、网络化软件的使用更简单，跳过了培育用户阶段。访问网页会很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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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收费灵活，盗版不容易。网络化软件中总有一部分软件掌握在公司手中，这样各公司可以灵活定制。网游公司会有盗版软件吗？客户端是随便安装的，只要把控制好服务器端程序就好了，偶尔有几个私服，规模一大立刻可以消灭。如果一个账户有破解软件的行为，立刻可以封杀。目前Google、新浪等收费只是简单的广告收费，QQ的收费模式就很多了，而网游以前通过在线时间来赚钱，现在通过买卖道具来赚钱。

网络化软件的核心在于网站的流量，也就是用户的数量。对于微软这样规模的传统软件企业转型，雅虎是个门当户对的网站，如果收购成功，短期内微软可以用Google的搜索引擎商业模式赚钱，长期看有助于微软推广它的网络化软件，今后访问雅虎的人就会顺势使用微软的在线软件，在Google Apps等的压力下微软Office等软件的在线版本推出也是大势所趋。所以微软对雅虎的收购是战略性的，只是时机的问题而已。目前最具竞争力的几个网络软件有SNS：facebook.com，在线CRM软件服务供应商：Salesforce.com等，他们兴起的速度与采用网络化软件模式是分不开的，Facebook.com创办3年多估值就高达100多亿美金，Google创办8年后市值一度超过了IBM，中国的腾讯也仅仅创办10年，而目前已经有数亿用户，100多亿美金的市值。所谓此消彼长，在服务器端的软件丰富之后，客户端相对来说就会弱化，所以上网本的出现就很自然。如果我们的手机上网速度较快了，上网本可能也会被淘汰，那么谁会在意自己的手机是什么操作系统的？好用就行了，这样的话微软在个人PC上的软件优势是不是被完全绕过了呢？Google的Android就是基于Linux的一款移动设备操作系统，它瞄准的是未来的移动客户端市场，在这里微软的占有率可只有百分之十几。而互联网络环境中，2009年2月，Alexa网站世界排名前20的网站中，Google占有其中的5个，所以微软会把他当作最大的竞争对手。

新的网络化软件模式是软件业的未来：
其实中国的软件企业并不落后，阿里巴巴可以说是商业企业的互联网软件供应商，在Alibaba上可以针对企业客户开店，taobao上可以针对个人客户开店，Alipay（支付宝）上可以用比较保险的方式进行交易，小的网上企业想做广告时候找Alimama（阿里妈妈），而这些软件都是阿里巴巴提供的，只是以网站为载体。而百度除了提供搜索，还有知识库，百科书，实时消息，交换平台。腾讯的QQ还仅仅是交流的工具吗？他简直是面向个人的全方位软件集合，实时消息、游戏、买卖、交友、音频视频、通讯录、Blog。他们本质上是软件研发公司，但产品大多都在服务器上运行，我们只需要访问就可以了。他们当之无愧的成为中国软件产业的未来，而他们的网站服务器多数都使用Linux平台。就连我们每天在Windows上使用的QQ，当你发送消息时，信息传递到哪里？没错，是台Linux的服务器，不信的话可以查询腾讯的招聘信息，看看服务器端人才的技术需求。尚观的Linux学员之所以能就业一年比一年更多更好，与软件行业的大趋势分不开。

Linux是网络化软件的主流平台并将不断壮大：
在2009年1月30日采集的数据中，中国Alexa排名前12的网站都使用Linux作为主要的网站平台，其中包括 baidu.com qq.com sina.com google.cn taobao.com 163.com youku.com ku6.com等，为什么是排名前12的呢？因为排名第13的是live.com，它是微软的网站。全球排名前列的网站也是使用Linux作为主要平台: google.com youtube.com facebook.com yahoo.com …… 可以这样说，上规模的网站中，不用Linux的较少。只要你访问这些网站就是在访问Linux平台，所以说每个上网的人都在接触Linux，我们还会用传统的眼光来衡量Linux吗？还在争Linux和Windows哪个更好吗？还说Linux占有率低吗？

为什么在服务器上，这么多的网站会用Linux？基于以下几点：
1. 服务器端的软件硬件多数都支持Linux，服务器端的软件硬件种类较少，Linux需要能运行大型的数据库：Oracle、DB2、Sybase，中间件：Weblogic Websphere JBOSS，Web服务器，再有就是支持磁带机、阵列卡、HBA卡等种类较少的硬件设备，这比客户端纷繁复杂的情形要简单得太多了。
2. Linux不属于任何一个公司，不会在你大规模使用时有人跳出来说，这个软件是我的，你们统统要付费。SOC公司原来做过这种事情，正因为此，它引起众怒最后破产。
3. 代码资源极其丰富，Linux周围代码资源就像是一座免费的宝库，不用太可惜了，不使用他们就会落后于竞争对手，当然获得好处后也要为这个宝库做贡献。
4. 实力强的公司可以自己编译Linux，不用付费。如Google、百度这样的公司，上百万台服务器，如果每台都购买Windows 2008 Server，即使每个许可5000元人民币（应该没这么便宜），这笔费用恐怕让他们无法上市，而他们也完全有能力自己编译开放的源代码，这样不用向任何人付费，而且可以自由定制。
5. Linux平台人才较多，找一个熟悉Solaris或者AIX 、HP-UX平台程序员容易吗？而Linux在X86上运行自如，学习和工作都非常方便，人才的成长也比UNIX快。
6. X86平台的实力大增，以前的大公司可能很少看上Linux这些廉价的东西，但是当一个4CPU的数万元的服务器，可以跟一个2年前UNIX小型机运算能力相当时，谁都要考虑一下了。而且Linux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低价的平台，还有上万种软件资源。
7. 网络化软件趋势下，不需要普通人去熟悉Linux，只要专业的IT技术人员熟悉Linux就可以。即使Linux比Windows难以理解又怎样？只要客户能点击网站页面就好了，剩下的由专业人员去完成，即使尚观这样最具有专业性的Linux培训机构，也不可能把每个普通用户都培训成Linux操作者，我们只为IT公司供应专业Linux人才就可以了。但是一个使用QQ的客户，需要去了解Linux吗？一个使用Baidu搜索引擎用户，需要会操作Linux吗？

软件商业模式的网络进化，对于IT从业者的新要求，以下是一些本文的总结：
1. 软件已经走向了服务器端，软件的网络化是目前最具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因为它分发成本最低，速度最快，无需太多用户培养，而且收费灵活，无大规模盗版问题。
2. Linux促进软件的网络化，是软件网络化的基石
3. Linux在客户端的占有率低，但是在服务器端占有绝对的优势
4. IT从业者将会越来越多在Linux平台下工作
5. Linux没有必要去和Windows对比，因为目前两者的用户群是不同的。接触Linux平台是必须的，但要抛弃门户之见，因为Linux平台的软件也可能是Windows下编程的，Linux可以让你的视野更宽广。

可以预见的未来，互联网将由几个数据中心组成，这里运行着提供各种服务的“云”，他们不断将原来储存在手机、个人PC上的数据吸引到服务器端，比如你的通讯录、照片、文档等。个人及企业客户将不需要学习客户端软件的操作，因为客户端越来越简化，并且提供简洁的界面和窗口。设想一下，假如腾讯将QQ通信、QQ游戏、拍拍网、搜搜网、网络硬盘通讯录等功能全部绑定到一个类似智能手机或者一个家庭电视机中（类似家庭信息终端），腾讯提供基于个人娱乐的额外收费项目或者网络广告系统，腾讯市值恐怕要突破千亿美金了。而Google已经在这样干了，他开发的Android嵌入式操作系统（基于Linux），免费发放给手机厂商、上网本厂商，这款系统绑定着Gmail、GTalk、Google Map、YouTube等Google自己的网络软件，直接增加大量的网络流量，Google的网络广告肯定会更加财源滚滚，如果额外再提供一些收费的功能，Google简直就是变成印钞机了。综上所述IT业的工作人员在以下两个方向中工作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第一个方向，创建新的数据中心或者服务于这些数据中心，这里主要是构建维护平台、维护数据库、中间件业务编程等工作。比如类似facebook的社交网站、类似腾讯的个人娱乐数据中心、类似阿里巴巴的商务数据中心。
第二个方向，定制各种专用嵌入式客户端的软件（嵌入式或者低功耗的X86平台-Atom），比如家庭中的数据中心，智能手机，北京交通广播的新媒体机，新款PSP游戏机（可以直接接入3G或4G网络的）

作者郄晓烨

声明：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转载）郄晓烨：四种软件商业模式的分析

第一种、软件企业的传统商业模式：

微软为首的软件商业模式成功引领了近20年的辉煌，即使现在看来都有点像一本万利：首先要有一批高素质的人来开发软件，开始时成本很高，但是当软件开发出来后，每个使用这种软件的计算机都需要付费，如果软件的价格为一千元，一万台计算机使用软件，营业额是一千万，十万台计算机使用，营业额扩大十倍，但是开发成本并没有增加，而微软的软件每天都有几亿人在使用。这种商业模式最精彩的是，成本并没有随着营业额扩大而线性增加，只要你的软件产品好，利润似乎是无止境的。而我们熟识的ThinkPad笔记本，SONY电视机，IBM服务器，奔驰汽车能不需要投入就复制出另外一个吗？肯定不行，而软件可以！所以它缔造出了最强几个软件公司---微软、甲骨文、IBM。当然这种商业模式的成功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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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产品要足够的好
第二、用户要足够多，而且要培养这些用户只熟悉自己的产品
绝大多数的通用型软件公司不是不想采用这种盈利方式，而是还没有达到任何一个条件之前就支撑不住了。更何况几大软件公司比如微软，拥有上游下游大量的软件公司和硬件公司的支持，而且他培育了众多的只习惯自己产品的用户。如果Linux用微软的模式在微软的圈子内跟微软的产品竞争，没戏！即使Linux变得跟Windows一样易用，但是只要“魔兽世界”等游戏不能运行，网吧肯定是不会安装的。其实不只是Linux了，2009年1月20日，IBM和SAP宣布，他们计划在今年3月推出他们首次联合开发的软件－Alloy，两个如此大的软件巨头，在Oracle的竞争压力下联合推出软件，由此可见传统软件竞争之激烈。

第二种、软件企业的开源商业模式：

金融危机后比尔盖茨反对美国政府救助三大汽车巨头，他的理由是“政府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挽救落后的商业模式？”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新型商业模式的推崇。以微软代表的这种80年代的创新型软件商业模式对商家来说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很显然对于消费者来说会有种被榨干的感觉，尤其是中国的消费者。举个例子，我们花钱一万元左右可以购买一个入门级服务器，那可是实打实的“硬家伙”，我们认了，但是买个Windows 2003 Server许可要再花一万元左右，这东西可是摸不着的，内心中的不认可是中国的盗版率高的原因之一。

其实不只是在中国，在美国的一些软件先驱也认为软件这样收费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软件应该把代码开放给所有人，不应该靠软件使用许可挣钱，软件公司应该靠对软件的服务挣钱，比如你可以免费使用我们的软件，当你需要自动升级服务的时候，需要向我们付费。这就是Linux等开源软件所遵循的另外一种软件商业模式。在这种商业模式下，软件通常可以免费使用，当足够多的用户使用后，开发商通过额外的服务来赚钱。很显然，这种商业模式的挣钱速度绝对赶不上第一种，所以成功的软件公司屈指可数。全世界专门制作Linux发布版的公司有几个能盈利？用这种模式生存下来的都是某个领域的头牌，也就是占有用户数量最多的。开发PHP的Zend是典型的开源软件公司，PHP本身使用不需要钱，但是如果你需要PHP的开发工具，或者加密工具，加速工具，那么你可以购买Zend公司的产品。假如一开始PHP就是收费的，那么Zend恐怕根本无法生存到现在。目前PHP已经是众多网站的高效中间件平台了。

第三种、软件企业的SaaS商业模式：

IBM、Oracle等公司推广的SaaS（软件即服务）已经有几年时间了，SaaS跟第二种开源软件商业模式是不同的，SaaS并不一定开放源代码，SaaS可以简单理解为对软件的租用和定制，对软件不是一次性付费，有些软件开始甚至可以免费使用，之后按照使用这种软件的时间和定制程度多次付费，本质上讲SaaS其实跟第一种商业模式是相同的，只是一开始不用付全部费用。其实这样的方式对客户，对企业都不错。产品好，就不怕你不用，长久下来，比一次性付费赚钱更多，而且客户也很舒服，买了软件可以定制它，可以按照使用时间来付钱。Red Hat提供的Linux也是依靠服务赚钱，如果使用Red Hat企业版Linux，你要付费，这些费用可以让软件升级，可以有电话技术支持。由于Red Hat Linux使用开源软件模式，所以他要进一步把源代码公开。但是Red Hat也有不公开源代码的产品，Red Hat Satellite Server就是不开源的，那么这款软件就成为了传统软件模式或者SaaS模式。SaaS可以说是更加务实的软件商业模式。

第四种、商业模式的革命，软件的网络化更具优势：

新闻网站、搜索引擎、SNS、网游、实时消息、网络视频、云计算……这些东西似乎跟软件稍微远一点，怎么也拿出来在这里说？大家有没有发现软件人才的流向发生了变化，聚集大量软件人才的公司不再只是微软、IBM、金山、中软这样类型的软件公司？Google、百度、盛大、巨人等企业大量招聘开发人才，他们其实是真正的软件公司，只是以互联网形式体现出来，这种商业模式的优势在于，分发软件的成本非常低，有些甚至不需要安装软件就可以使用，想用Google的软件，我们只需通过浏览器访问一个站点。Google的软件实际上运行在服务器端，收集数据，放入GoogleFS的虚拟存储中，当我们访问时，为我们索引并且展示结果。那么Google不是搜索引擎吗？大家可以访问一下docs.google.com，你会发现类似微软Office的一些功能在网页上可以直接使用，比如表格，文档，PPT等。如果他们能实现主要的微软Office功能，谁还会花钱买微软Office呢？目前Google将Google Docs，Gmail，Gtalk，及Web服务程序接口打包成Google Apps卖给企业，这些企业中的员工只需要一个可以上网的手机就可以办公，交流，打开文档……，微软的客户端软件平台的优势是不是可以被直接跳过了呢？巨型公司制定在网络化中的战略，但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有太多的机会。

作者郄晓烨

（转载）杨澜：成长，你唯一的把握！（我们要用心去成长）

    杨澜曾经在她的博客上分六天连载了她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所做的演讲：《成长：你唯一的把握》，和大家分享对于成长和成功的感悟。我很受益，也很感动。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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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的成长需要寻找三个坐标 

　　在我来之前，曾委托院方向同学们征集问题。我注意到大家都希望我来谈谈"如何成功？"这个问题。说实在的，这个题目，让我感觉很惶恐。首先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对于什么是成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我不敢肯定自己是不是成功。因为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更多的是你周围的人对你的评价和判断。正如古人所说：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的确，毁誉就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再者我认为所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遇，外界的环境等等的影响，很难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一种简单的复制。甚至可以说，成功是难以把握的。成功是一种结果，而今天，我更想谈一谈这个过程，也就是成长。对于我来说，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人生在世，你唯一能够有把握的也就是成长。因此，我把"成长：你唯一的把握"作为今天与大家交流的题目。 

　　什么是个人的成长？我觉得我做了母亲以后，我对成长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有一次，我女儿幼儿园的老师给孩子们出了一道题："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颜色……."让孩子们自己来回答。有的小朋友说："如果只有一种颜色，就不可能有彩虹了。"有的小朋友说："我最喜欢粉红色，如果只有一种颜色，我希望是粉红色。"
…….我注意到我女儿的回答，她对老师说："如果只有一种颜色，那么连白天和黑夜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一个孩子的成长，就是他对外部世界的不断探索和认知的过程。 

　　那么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什么是一个人的成长？以前的儒家思想要求人成长的轨迹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哲学家罗素则认为，人的成长要遇到三个方面的矛盾：一是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二是人与社会，也就是人与人的矛盾，三是人与自己的矛盾。我觉得，人的成长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寻找自己人生坐标的过程。人从小到大，视野不断开阔、知识不断丰富、经验不断积累，从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自己，同时也在认识周围世界，我想恐怕这就是人的成长过程了。人的成长路径不同，人生追求也千差万别，无论成功与否，人的最终归宿大致是相同的。而区别就在于每个人所走过的道路不同，每个人对自己人生的了解程度和自己内心的真实体验是不可复制的。人的成长就是要不断地突破自己的小环境，而进入一个更广阔世界的过程。这种突破，不仅要突破物理空间的界限，也要突破心灵空间的界限。 

　　然而，对于个人的成长，什么是最重要呢？每个人可能侧重不同，而我今天还是想就这三个方面：人与外部世界、人与人、人与自己来谈。我觉得对于人的成长，要是寻找坐标的话，应该去寻找以下三个坐标：一是时代的坐标、二是与别人比较，你的比较优势是什么？三是自己内心的坐标。 

　　个人的成长需要寻找时代的坐标 

　　先来说说时代的坐标，今天我们在座的一位主任的儿子18岁，要考大学了。虽然，高考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在座的各位也都是经过高考的鏖战了。记得当时要考大学了，我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我想去学电影导演，而我父亲不愿我去从事艺术。我对社会学、历史学感兴趣，想去学历史。我父亲就问我：那你毕业后，打算去做什么工作呀？经过许多的犹豫和彷徨之后，我父亲最终帮我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你还是去学英语吧。中国正在改革开放，正在逐渐与世界融合。无论将来在哪个领域，英语都会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且等到你再成熟一点之后，还可以有进一步选择的自由。这样，当时我就选择了去北外学英语。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外语绝对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她让你得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甚至是让你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在接到这次演讲的邀请后，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了一下梳理。发现其实我一直在做的就是一件事：做一个沟通者，一个中国文化与外部世界的一个沟通者。如果大家还记得《正大综艺》的话，就会对9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也许那时大家都还小。那个时候，决大多数的国人都没出过国。但是看看现在发展多快啊！正如余华在《兄弟》一书的最后所说：别的国家四百年的经历，我们却在四十年就全部经历了，这是一个被压缩的历史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对外部世界的需求，就不仅仅是《正大综艺》时，那些走马观花啊，去看看人家厨房是什么样子？去看看人家在吃什么、穿什么？而更多的是对外部世界一种更深层次的需求。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从做旅游类、综艺类的节目去开始做人物的访谈。从98年到现在，我已做过四百多位国际知名人士的访问了。我想这个过程也是中国不断加深了她与世界的融合程度，也是西方世界和外部世界对中国逐渐加深了解的过程。这一过程其实在我的节目中也能反映出来。

　　说到英语，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我在考《正大综艺》时，虽然我既不是广院，也不是艺术院校毕业的，但却占了一个便宜。就是当时制片方要找一个懂点英语的主持人。经过了七轮的竞争，到进入最后一轮决赛时，就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子了。要求我们在门口准备五分钟，准备用英语介绍自己和讲讲为什么喜欢这个节目。若干年后，当时的制片人，也就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辛少英导演与别人谈起那段往事。说：当时杨澜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的就是，虽然当时每个女孩子非常希望自己得到那个主持人的位置，而且每个人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准备，但我路过时，发现杨澜还在辅导另外那个女孩子的英文。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个女孩很特别。其实当时我很自信，心想，我是学英语出身，别人在英语上有些地方没搞清楚，我就帮她准备几句。所以这些年来回头看看，我非常感谢父亲当年为我作出的这个决定。因此英语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个工具。利用它，我不仅可以做采访，搜集更多的资料，更让我进入一种文化的比较，对于不同世界的一种比较。 

　　这种体验在我代表北京做奥运陈述时，感觉尤其强烈。记得当时在莫斯科，那天中午大家都比较紧张。虽然大家都觉得很有希望，但总怕有什么闪失。后来许多人问我，杨澜你当时紧张不紧张？说实在的，我只是在进入大厅前，有点紧张，手心有点冷汗，但当何振梁先生宣布，该我做陈述了，我突然感觉特别放松，这我在做主持都很少见。当然，我也是嘟囔很多遍了，准备的应该没问题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这儿说，也不等待他们对我的评价，而是我有话要告诉对方，而且这对于他们很重要。所以也就是这一心态，把紧张、生怕自己出错、患得患失这些，给压过去了。专心于把我们想说的话，传递给了这个世界。 

　　寻找时代的坐标需要了解时代的特征 

　　既然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特征，那么这个时代有什么特征呢？我觉得有三点。 

　　1．世界越来越变得扁平化了： 

　　有一个叫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人写了一本书，名字是《World isflat》（世界是平的）。书中讲了三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全球化扩张时期，在全球范围内摄取生产资料和市场；第二次是从美国经济大萧条、一战和二战开始，是跨国公司为单位的全球化扩张时期，也是为获取生产资料和市场；第三次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以个人为单位开始进行全球性伸展的时代。也就是说，你学的可能是很冷僻的印度梵文，却能在德国找到知音，并通过互联网结成网上的社区。还比如，过去美国中学生的足球比赛，大众传媒是不可能转播的，而现在通过网上IPTV就可以转播。通过互联网，使能几百万人同时观看这一比赛。越来越多的，以个人为单位，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摄取你所要的信息和服务。给予个人很多权利，英文叫Empowerment，赋予个人更多能力的时代。我采访过E-Bay的总裁惠特曼，她被评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性。因为E-Bay主导了大量的网上交易。我当时问她：对于这一称谓，是否感到开心？她是怎样理解权力的？她说：实际上，权力给人的印象一直不太好，权力被认为是控制别人的一种力量。但是她认为：在新的网络时代，权力不再意味着控制。因为E-BAY不可能控制网上的交易者。她的权力是体现在能够帮助许多人成功。比如说帮助一些身体有残疾，不能正常工作的人，在自己的家里开一个小店，通过网上交易，实现正常的收入，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所以在网络时代，并不是说，让你干什么或不让你干什么，而是能帮你干什么，这可能是与以往世界有很大不同的一点。 

　　2．需要想象力和创新的时代： 

　　过去我们谈到知识产权，总觉得是美国人、欧洲人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才要保护知识产权。但现在，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在鼓励创新。我们不仅希望全世界的很多产品都是Made in China，更希望是Created inChina(中国原创)。这种创造力远比单纯的制造,更能保证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无论是在大家熟悉的医学领域、其它科学领域、人文领域，很多重大的发明和发现，最初都是由一个假想开始的。刚才还在和韩院士和刘博士探讨医学需要不需要想象力。按说对人的身体总不能乱想吧，但是象幽门杆菌与胃溃疡的关系，基因螺旋体的构想，也都是来自想象力。一个外国教授曾说过，如果给中国学生一个假想，他们会做出很好的推论，但却不是假想的提出者。但我想随着教育体制和社会氛围的变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提出假想，并得以求证。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今年开始做的一本用我的名字命名的电子杂志。是针对城市职业女性的一本女性杂志。这本杂志在短短的三四个月，从第三期开始，就突破了每期100万的下载量。到第XXXXX期，下载量已经突破了200万份。这对于我们做传媒的人来说，就是创新。因为在过去，报纸就是报纸，杂志就是杂志，电视就是电视。而现在通过这本电子杂志，我们可以把视频、电脑动画、互动问卷等所有有趣的东西，都结合进来。那个感觉，用我们一位主编的话，就象每天在编哈里波特的杂志。这无论对我们传媒人还是受众，都是一种新鲜的刺激。对于社会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减少创新的成本，而增加创新的回报。 

　　3．时代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边界不断被冲破，而走向融合： 

　　一星期前，我在北京接待了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洛杉矶西奈山医院的医疗部主任，这家医院是好莱坞最高档的一家医院。我问他来做什么？他说是来发展业务。我就问他来中国发展什么业务？他说：我知道中国的医生医术都很高明，而我们可以提供一些高端复杂的医疗技术，比如脑部手术的服务。也就是说，他是来中国发展病人的。过去医院都是比较Local的，地方性的。而现在通过网络，可以进行网上会诊，远程临床的讲解等等，这都是很大的突破。再有，我采访过一些艾滋病的专家，他们说以前只是要了解疾病本身的原因，针对原因治疗就行了。而现在在艾滋病的治疗中，必须学习临床心理学。因为这些病人往往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和心理负担。如果从心理上不对这些病人进行疏导，治疗效果也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在医学领域，这种跨界的学习和交流越来越多了，越来越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五一期间，我去了敦煌，感觉到那里的"大唐气象"，即使是在一千年后，也给人以震撼。不仅是那些绘画的生动和颜色依然保持那样的鲜艳，而是儒、道、释三种文化的交融，人物神态的生动，服饰的多样，让你感到，盛唐气象实际是一种文化融合的现象。有幅壁画给我印象很深，画的是许多穿着华贵衣服的仕女。经讲解，知道画的是那时当地一位节度使的家眷。这个节度使家族一代一代，在当地统治了百余年。那么他是怎样保持地方的稳定，和文化的融合呢？他是靠联姻的方式，儿子迎娶当时西域各国的公主，又把女儿嫁给各国的君主、王子。通过血液的融合，而达到了一个地区政治、经济的相对稳定，也保证了当地文化的繁荣。今天再依靠这种血缘关系，恐怕就很难实现。而我们更需要的是文化的融通。虽然现在具备了技术上的条件，但大家并不是都准备好了。比如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五一期间，我陪几位美国朋友先去敦煌，后又去丽江。 

　　到了丽江，一位美国朋友要等一个传真，就和酒店的服务生说：我要我的FAX。大概是服务生的语言没有过关，所以一开始没明白什么意思，后来突然恍然大悟，说：我知道老外要什么了，他要Sex。就在他的房间里放了一些避孕套，弄得我这位朋友哭笑不得。（全场大笑）。所以说语言是很大的问题。特别是2008奥运会临近了，我一点不担心场馆的建设，交通、空气啊，我想这些都会管理的很好。但语言会有问题。并不是每个人会说Hello，Good-bay就行了，而需要更深层次的交流。再有，就是思维方式的不同。比如说我刚去美国的时候，有点不习惯，就是我们在国内，向外国介绍中国的时候，总是说中国有"四大发明"，有老子、孔子、孟子等，用这些来说明我们的文化。但我发现其实这很难说清楚。因为在国际通用的语言里，并没有"四大发明"这个固定词组。而其它重大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原理的发现，还有很多，如果你给人讲，我们的孔子是如何重视"礼"，如何重视"仁"，如何普及了教育和文化。那么人家看到一个随地吐痰的中国人，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中国人和在听音乐会时不关手机的中国人，恐怕给人家讲多少遍孔子和孟子也没用。据统计文化一共有183种定义。其中有物质生活层面的，象景德镇的瓷器；有精神生活层面的，象我们的昆曲、京剧，武术。而更重要的，也是更直观的，应该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个层面的。前不久，看了新闻，由斯皮尔伯格担任顾问，张艺谋、陈维亚担任导演的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创作班底已经组成。我想他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怎样展示一个正在腾飞的中国的气象，这并不难。展示古老文明的悠久也不难。最难的是，怎样让人家心动起来。不是说一万人的震耳欲聋的安塞锣鼓，就能打动人。而是现在的中国有什么能感动人。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东西方文明才真正达成一种交流。 

　　刚才说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层面里，大家都可以试着找找自己的定位。无论是中国与世界的融合；还是自己学术和专业领域的创新；还是通过信息技术，扩大自己知识搜索和捕捉的范围，这些都会对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好处。就个人的品质而言，"逆流而上"固然是令人钦佩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还是很渺小的，当我们设计自己的成长之路时，我们还是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借潮流之势，推动自己事业的发展。 

　　个人的成长需要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人与人虽然没有优劣之分，但却有很大不同。一次参加一个论坛，有位教授说了一个观点：一个人不需要每件事都做的好。其实只要一件事做的好，你就有下一次机会。我觉得很有道理。象我遇到很多做记者的同行，他们说：杨澜你多幸运，能采访那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我们都没有这个机会。而我其实是从采访一个区长开始的。所以要是区长没采访好，就不要去采访市长；市长没采访好，就不要采访部长；等部长采访好了，再想副XXXXX、XXXXX、总统。 

　　对于医学，我不是很懂，但我也了解到，也有这种比较优势存在。有的医学生，在学校理论学的很好，但手比较笨，所以在临床上就不适合做外科医生。有的理论学的不是很精专，但手很灵巧，就可以成为外科的"一把刀"。这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比较优势。 

　　一般来讲，一个人刚刚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容易产生这种思想：我一定要做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或者我很有兴趣的工作。 

　　其实根本不用着急。可以先做一些看上去"大材小用"，或者完全事务性的工作。但如果你能在这件工作上做得比别人好一点点，不需要很多，你就有下一次机会去做更大的事。但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停在那儿抱怨：我在其它方面还比他们强呢。那根本没用，这个世界没有人想听这样的话。大家只关注你做事的结果。所以你只要在某一方面，比别人好一点点，你就有成长的机会。[z1] 

　　两年前，当时的俄罗斯XXXXX卡西亚诺夫来中国访问，只停留两天，就接受了一个采访，就是我的采访。应该说，作为民间的传媒机构，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很难。所以我很好奇，问他为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他的随行人员告诉我：很有意思，是因为在这之前，我采访过他的副XXXXX。副XXXXX告诉他：如果你去中国，应该接受这个女记者的采访，她提的问题很有水平。我听了之后很高兴。但是我想说，这种口口相传，千万不要小看。你做的每件事都会对你今后的成长产生影响。希望更多的是正面的影响而不是负面的影响。 

　　为什么当时我会离开《正大综艺》？这是不断有人问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否说清楚了，激流勇退也好，有学习的精神也好，这都不是问题的实质。实质是，我觉得我不擅长做综艺节目。我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更不会演小品。只有一次和赵忠祥老师合作演魔术，叫什么大变活人。还没走出去呢，就让别人认出来了。魔术的效果一点没有。所以我想，我真是没有什么艺术天才。我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能做好的事。我什么事情做的好呢？也许从小受家庭影响，我还比较喜欢读书，还有学习的能力。所以日后开始做访谈节目，每次我都是坚持尽可能得阅读相关的资料，看所有的东西。按别人的说法：这很笨，主持人就是靠口才好，现场反应快就行了。我恰恰认为不是这样。拿我做访谈节目来说，你事先准备的程度和你做出的节目的效果完全是成正比的。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采访基辛格博士，那时我还在美国留学，刚刚开始做访谈节目，特别没有经验。问的问题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比如问：那时周XXXXX请你吃北京烤鸭，你吃了几只啊？（全场笑）。你一生处理了很多重大的外交事件，你最骄傲的是什么？这类问题。当然我也在电视上看过别人问这类问题。凡是问这类问题，就是事先没做准备。后来在中美建交三十周年时，我再次采访了基辛格博士。那时我就知道再也不能问北京烤鸭这类问题了。虽然只有半小时，我们的团队把所有有关的资料都搜集了，从他在哈佛当教授时的论文、演讲，到他的传记，有这么厚厚的一摞，还有七本书。都看完了，我也晕了，记不清看的什么。虽然采访只有27分钟，但非常有效。真是准备了一桶水，最后只用了一滴。[z2] 但是你这些知识的储备，都能使你在现场把握住问题的走向。记得我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有很多共赢和合作的机会，但也出现了宗教的、种族的、文化的强烈冲突，你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到底往哪去？和平在多长时间内是有可能的？他就直起身说，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随即阐述了一个他对和平的理解：和平不是一个绝对的和平，而是不同的势力在冲突和较量中所达到的一个短暂的平衡状态。把他外交的理念与当今的世界包括中东的局势结合，做一番分析和解说。这个采访做完，很多外交方面的专家认为很有深度。虽然我看了那么多资料，可能能用上的也就一两个问题，但事先准备绝对是有用的。所以我一直认为要做功课。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但是一个还算勤奋的人。通过做功课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作为记者和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我也许还有一个比较优势，就是容易和别人交流。96年我在美国与东方卫视合作一个节目叫《杨澜视线》介绍百老汇的歌舞剧和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其中有一集就是关于肥胖的问题。一位体重在三百公斤以上的女士，接受了我的采访。大家可以想象，一般的椅子她坐不下，宽度不够，我就找来另外的椅子，亲自搬来，请她坐下，与她交谈。最后她说：我一直不知道中国的记者采访会是什么样？但我很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别的记者来采访，都是带着事先准备的题目，在我这挖几句话，去填进他们的文章里。而你是真正对我有兴趣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在镜头面前也好，在与人交流时也好，你对对方是否有兴趣，对方是完全可以察觉的。你的一举一动、你的眼神都在建立一个气场，所以我能建立这样一个气场，就适合做访谈节目。[z3]。  

　　去年年底，采访马来西亚巴达维XXXXX。我们事先研究资料时发现，那年他的妻子刚刚去世，就想是不是应该问一问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感情很好。但坐在你对面的毕竟是一个XXXXX，一上来就问人家妻子去世的事，很唐突，也不礼貌。在谈完了许多政治方面的话题之后，就想怎样让他自己把这个问题谈出来。所以我就决定这样问他：在过去的2005年发生了很多事，但对你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什么？他就说，对我来说，2005年是哀痛的一年，因为我妻子去世了。一直讲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将他和他妻子的感情，她最后的日子，讲的非常好。采访结束后，他的新闻秘书就说，你们中国记者真有本事，因为我们的XXXXX在公共场合从来不谈个人生活。我估计是我的气场把他罩住了。 

　　所以这是我对自己的比较优势的一个挖掘。其实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当然这不会一开始就知道，只能通过尝试做不同的事情才知道。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做电视，做了十七年，中间也经历了许多挫折。比较大的，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2000年在香港创办阳光卫视，虽然当时是抱着一个人文理想在做这件事，至今我也没后悔，但由于商业模式和现有的市场规则不是很符合，确实经历了许多商业上的挫折。这让我很苦恼，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这么努力了。甚至怀孕的时侯，还在进行商业谈判。从小到大，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就会成功。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如果一开始，你的策略，你的定位有偏差的话，你无论怎样努力也是不能成功的。[z4]  

　　后来我去上海的中欧商学院进修CEO课程，一个老师讲到一个商人和一个士兵的区别；士兵是接到一个命令，哪怕打到最后一发子弹，牺牲了，也要坚守阵地。而商人在好象是在一个大厅，随时要注意哪个门能开，我就从哪出去。一直在寻找流动的机会，并不断进出，来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所以听完，我就心中有数了－－我自己不是做商人的料。虽然可以很勤奋的去做，但从骨子里，这不是我的比较优势。在我职业生涯的前十五年，我都是一直在做加法，做了主持人，我就要求导演：是不是我可以自己来写台词。写了台词，就问导演：可不可以我自己做一次编辑？做完编辑，就问主任：可不可以让我做一次制片人？做了制片人，就想：我能不能同时负责几个节目。负责了几个节目后，就想能不能办个频道？人生中一直在做加法，加到阳光卫视，我知道了，人生中，你的比较优势可能只有一项或两项。 

　　在做完一系列的加法后，我想该开始做减法了。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我不能这样疯狂的工作下去。所以就开始做减法。 

　　那么今天我想把自己定位于：一个懂得市场规律的文化人，一个懂得和世界交流的文化人。在做好主持人工作的同时，希望能够从事更多的社会公益方面的活动。所以可能在失败中更能认识自己的比较优势。当然我也希望大家付出的代价不要太大，就能了解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缺陷所在。  

　　个人的成长需要明确人与自己的关系 

　　经常有人说，这个人有多重性格，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多重性格。总保持一致，不出现混乱，那我们就是神仙，不是人了。但是否可以通过成长，追求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格呢？我认为是是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的。虽然对于教育改革，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说分数教育不好了，我们要进行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后来又变成了学钢琴，学画画等技能的培养。但这是不是培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未见得。我觉得最欠缺的，从幼儿园开始，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是人格教育。 

　　你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会听到一个词是INTEGRETY，这个词就是指人格的完整性。作为人应该有尊严，有行为的准则，这恰恰是我们教育中所欠缺的部分。其实大家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无论人成功与否，人最大的快乐和痛苦都是来自精神层面的。 

　　记得采访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他讲到：自己出生在河南最贫穷的农村，十几岁前从未读过书，只是在家放猪。这时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出外读书，他母亲把家里仅有的面粉做了几个馒头，给他带上。跟他说：你要出去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才有前途。当时他还不太愿意出去，就问他妈妈：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他妈妈说：到秋收，你就能回来看我们了。这样他就和一个远房亲戚走了。可没想到，之后的战乱让他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再也没见到他的父母。谈到这里，我问："如果当年你妈妈不坚持把你送走，今天的崔琦又会怎样呢？其实我的问题是有诱导性的，我想让他说，人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会依旧很贫困这类的话。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其实并不在乎，如果我留在农村，也许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因为他的父母是在五十年代末，活活饿死的。他的话给我很大的震撼。我在其它场合也经常说起这个故事。 

　　虽然我是1998年采访他的，过了这么多年，至今有人问我采访了这么多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谁时，我仍然是说他。诺贝尔奖算不算成功，应该算成功，对许多人都是终生难以企及的。但在亲情和人的伦理面前，相对于人的生命，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前面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鼓励和刺激每个人要去追求成功的时代。但在成功之上，是不是还有些其它的东西，比如人格，是人生更重要的基础和基石。 

　　另外一个给我印象很深的采访就是采访王光美女士。以前她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老革命。其实大家不知道，她是我国第一位核物理专业的女硕士。而且现在大家想得到的机会，当时她都有，出国留学、全额奖学金等等。但是作为当时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她有自己的追求，就毅然去了延安。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特殊的年代中。大家可以想象当时她所经历的压力，那是一种排山倒海一样的，能把个人撕碎和吞噬掉的压力。但她并没有背叛自己的丈夫。她讲到，当时刘少奇被批斗，她也在旁边陪斗。有一次批斗会，刘少奇在一个舞台的中间，被揪打得很厉害。她不顾一切地就跑过去，拉着他的手，和他一起挨斗。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但最让我感动的还不是她在巨大的灾难中所表现的原则和对自己感情的忠实。而是在特殊的年代过去之后，她给我讲到：当时她身边有个工作人员，教她小女儿唱打倒她爸爸妈妈的歌谣，并怂恿女儿当着王光美的面唱。可以想象这种设计是非常刻薄和阴毒的。我就问她：你后来找到这个人了吗？她说：我不想知道。我要是想知道，这个人会倒霉的。所以我根本不去问，不去调查这件事。因此，她也是给我极大震撼的采访人物；在受到了一个巨大的不公之后，能去宽恕，不去追究，我认为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这些心灵的震撼和撞击，包括对我的人生观，都产生过一些非常大的影响。 

　　毋庸质疑，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个繁荣的，一切都在建设当中，是有很多的希望。人家有美国梦，我们也可以有中国梦的，这样一个时代。诸位都有很好的前景。但是目前也有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许多人是缺乏安全感的和心理平衡的。从医学上讲，恐怕也是诱发许多疾病的深层次原因。培养人格，我觉得特别是学医的人，在这方面的文化背景和熏陶中有着特别强烈的切合点。如果我们说以人为本，没有什么比医生更要以人为本了。医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作"仁术"。 

　　对于医生人格的培养，被希波克拉底和孙思邈都演绎得淋漓尽致了。大家恐怕早已知道，我在这里是班门弄斧了，不过当我查到孙思邈的《大医精诚》里的一段话，仍然特别感动："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希、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我觉得凡人成佛了也不过如此了。但是我想他为医生提出了一个极高的人格和道德要求，不用我赘言，大家都有这种心情的感应。这样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繁荣，些许有些嘈杂和混乱的社会非常有意义。 

　　我们希望看到是一个有爱心的、和谐的社会。当然这里也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我也在博客上写了：在这世界上，并非人人都有，被称为心的东西。那是因为前些天，看到深圳的歌手丛飞生前帮助了300多位贫困的学生来求学，但是当他去世后，有人采访这些学生的时候，有的学生就说：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目的呢？有记者问：丛飞去世时家庭生活也很拮据，如果当时你知道，会帮助他吗？请注意，记者问的是你当时知道的话，完全是个假设，因为他已不在人世了。得到的回答是：我怎么帮他，我一月才挣三四千。说得非常理直气壮。请注意说这些话的，都是曾接受过他帮助的人。所以作为旁观者都觉得很寒心，我们这个社会真是什么地方搞错了。 

　　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长 

　　今年"母亲节"所在的那个星期大家看到的天下女人节目是我采访一位叫潘芏的母亲。她是吉林人，在外企做到一个中层的管理职位，收入也不错，在当地已经非常好了。她放弃了这些，和几个朋友一起到大连，开了个儿童村，收养单亲的服刑人员的子女。这里给大家一个概念：中国的刑事犯罪，一半以上是青少年，而青少年犯罪中30-40%是服刑人员子女。所以她做这件事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不仅给这些孩子爱心，也为我们这个社会增加了安定的因素。当然这些年做的很苦，而她自己的儿子，长期见不到妈妈，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请允许我哭泣"，说：我的生活太压抑了，每天那么多功课，妈妈也不在我身边，我的苦恼没机会去和人说，真想到旷野里去大哭一场。十几岁的孩子写的一篇作文，我觉得非常感动。我当时就问潘芏：这边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照顾好，怎么照顾那边的孩子呢？潘芏很诚实，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走了，那边孩子又该怎么办？有一个观众说得好：这是我们社会的缺失，我们不应该让潘芏面临这么一个选择，我们的社会在做什么呢？所以这些，大家是要看人身体的疾病，我们这个社会也同样有很多疾病。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来克服它，救治它。也正是这样一些原因，所以我希望今后将更多的时间放到公益事业方面。  

　　我成立了阳光文化基金会，希望推动慈善文化的普及、推动慈善的培训等等。有人问：你图什么？我觉得很难说清，你觉得有一种动力要你去做这件事，而且做了以后，心理有一种非常大的满足感。我想当你们未来，伸出你们的手把一个病人从死亡上拉回来时，不需要别人问你：你图什么，你是为了挣你那工资，当然不是，我相信，当你这么做时，你心理一定充满了极大的满足感和快乐，我希望这种快乐被加倍放大，我们的社会也会变得更加和谐。 

　　最后，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在成长，这种成长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也许你在某种场合和时期达到了一种平衡，而平衡是短暂的，可能瞬间即逝，不断被打破。成长是无止境的，生活中很多是难以把握的，甚至爱情，你可能会变，那个人也可能会变；但是成长是可以把握的，这是对自己的承诺。我们虽然再努力也成为不了刘翔，但我们仍然能享受奔跑。可能会有人会妨碍你的成功，却没人能阻止你的成长。换句话说，这一辈子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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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1]积极思考，对每一件事情都积极应对，会是别样一番结果

 [z2]好例子

 [z3]千万不要拿别人当傻子，你的真实想法别人会察觉的，他们会的。所以，请解除伪装，做好自己

 [z4]一开始是一个超边际问题，然后才是边际问题，两者的难度级别和重要级不在一个层次。

（转载）何莲珍：教你如何学语言

    今天我讲的主要内容是从语言观的演变来谈语言学习。语言教学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即传统语言教学，结构主义语言教学和交际语言教学。这三种语言教学观都曾在某一时期盛行，在这些教学理论的背后，是人们对语言观及语言学习观的一种反映，即当时的人们是怎么看待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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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教学三阶段
    
    传统语言教学的出现是四五百年以前的事，一直持续到大约20世纪四十年代。第一代系没有自觉的语言观，语言被作为一种知识进行传授，包括语法、词汇、发音等。从而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个阶段，人们将知识等同于语言了，认为语法、词汇、语音等便是语言的全部。
    
    第二个阶段大致始于20世纪四十年代，在那个阶段，人们意识到语法、词汇等是关于语言的规则而并不是语言本身。这也是第一个阶段与第二个阶段的主要区别所在。在第二阶段，人们将语言视为一套符号系统。从心理行为主义的角度来看，语言学习就是要学得来操作这套符号系统的技能。所以，人们认为，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掌握这种操作技能。
    
    再让我们来看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始于20世纪六十年代，称其为交际语言教学。当时的人们包括一些语言学家、理论学家认为语言学习不同于语法、词汇的学习，也不同于语言符号系统的学习，而是为了与人交流，是一种交际能力的获得。为此，需要掌握知识和掌握技能，但这些都不是语言学习的全部，学习语言要掌握的是一种内化了的能力。所以，语言教学不能仅限于基础知识和技能的教学，而是教授一种交际能力。这种交际能力又包含了三种能力：首先是语言能力，包括语音、语法、词汇、语义、句法等语言的基础知识和听说读写能力；其次，是语篇能力，即组织语篇的能力，要注意衔接和连贯；第三，无疑也是最重要的，是语用能力。即在不同的场合、地点，面对不同的对象都能用合适的语言进行表达。为了提高语用能力，需要社会语言能力，一些交流技巧和社会文化知识。
     
    怎样学习英语
    
    第一、打好扎实的语言基本功 
    
    首先要打好语音基本功。你们中的大部分学生都将是一名语言的学习者，虽然你们在中学阶段都是英语学习的佼佼者，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学得更深入些。所以我给出的第一个建议是：要为语言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我所指的学习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你们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种知识来学习。
    
    首先，你们的发音必须准确，当你们与人交谈时经常会被问到“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你们或许就会回答：“社会学专业的、计算机专业的，或者其它。”这些都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们回答是英语专业的，在开口后却不能用准确的发音与人交谈，那么对方或许就会问：“你真的是英语专业的吗？”因此，在发音上，我给出第一个建议。你们最好认定一种发音方式，英式英语或者是美式英语，而不是将两种发音混用。这并不表示你们不能听其他的英语，只是不要去模仿。英语是一种使用范围很广的语言，有澳大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如印度、一些非洲国家等的官方语言都是英语，但是有些时候，他们说的英语，你是一个字都听不懂的。在这方面，我有很多亲身的体验。
    
    当我在英国攻读学位的时候，与其他4个女孩共享一个套间，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其他4个人分别来自巴西、德国、文莱和尼日利亚。在最初的两周里，我实在听不懂那个尼日利亚女孩对我说些什么，我试图听懂，但还是做不到。但现在，这些问题都难不倒我了。
    
    还有一次，我被邀请去珠海做同声传译，当时有一个澳大利亚的特邀发言人，有着浓厚的口音，很难听清，但是我努力听并努力译。报告结束后，他给了我一枚袋鼠形的胸针，并对我说：“我已经来中国4次了，每次都作主题发言，但是，只有这一次，我的发言被翻译了。”通过他的反应，我知道了我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所以，你们要清楚一点，我们学习英语是为了能听懂任何人讲的英语，但是轮到你讲的时候，要确保它是能让人听懂的。
    
    其次，是语法。语法是一种规范，有助于你准确地将各种语素组合在一起，这是基础，对此我不想强调更多。
    
    第三是词汇。这不是简单地指你们掌握的量。如果我问你们：“已经掌握了多少词汇量？”那么你们会回答我“4000，或者更多。”我知道在座的各位掌握的词汇很多都在4000之上。但这不是我讲的重点。我想要强调的是你们需要在词汇的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
    
    比如这句话：”We are a nation consumed by the money。” 什么意思？你能够把它正确地翻译出来吗？如果一查文曲星，会马上显示出“消费”，好，我们是被金钱消费的国家。但在这里，它的意思其实是“to think or to worry too much about something so that it has a harmful effect on you.”“为某种事不断受折磨”。 所以我讲词汇，不光是它的宽度，更讲它的深度。而词汇的深度恰恰是我们大学里面更应该重视的。当你翻开字典的时候，许多单词会有很多义项，有些经常被使用，有些则不然。至少，你要记得或者理解它们的使用，首先是经常使用的，然后掌握那些不经常使用的。
    
    除了语言知识外，你们还需掌握技能。语言学家把技能分为两类，一种是接受式技能，或者说理解式技能。这指的是听和读。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听或者阅读的时候，我们是在接受输入。当然，我们在接受输入的同时也在输出，这个输出就是产出式技能，或复用式技能，即使用语言的技能。包括说、写（还有译）。
    
    对于语用能力，我想多说一些。这种能力是能够根据不同的情景，例如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对象，用恰当的语言进行表达。比方说称谓，在高校，你们会称呼我老师，但是如果你们叫我“Teacher He”我会觉得很奇怪。所以你们怎么称呼我？很简单，就是“Miss He”。当然，也有同学叫我“Professor He”，这也对，但我不喜欢。也有同学叫我何，这也行。你们甚至可以叫我莲珍，但那显得太亲密了，你们会叫不出。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的导师叫Murray Knowles，我就叫他Murray，而不是Mr. Knowles，Prof. Knowles或者其他。这是你们需要习惯的。
    
    如果我在这里称赞某位同学的英语很棒，他往往会抓抓头，不知如何是好，或者说“哪里哪里”。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反应。有个经典的笑话，真假不知道。说是中国代表团到美国访问，茶歇的时候，美国主人称赞其中一名代表的妻子非常漂亮，那位代表就显得非常不安，不知该如何回答，最后他说了一句“Where, where.”，也就是中国的客套话“哪里哪里。”然后就轮到那个美国人摸不着头脑了，他只好环顾了四周，然后说“Everywhere.”基于不同的社会文化，你们要学会根据不同的情境给予恰当的反应。
    
    第二、英语学习需要“万金油”
    
    在这里，我给出第二个建议，扩大知识面。不要仅为了学习语言而学习，要多涉猎各方面的知识。有一句俗语：“A jack of all trades and master of none.”，中文意思是样样都通一点，却样样不精通，指的就是万金油。但是作为一个英语学习者，我认为我们需要“万金油”。
    
    我曾经被一个杭州的医药公司邀请去为他们的一次商业谈判做翻译，之前，我询问了他们谈判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告诉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所以我毫无准备地去了。但是，当我到那时，我惊呆了。因为谈判内容是有关于红霉素生产的，而这个单词我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在谈判中，我发现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我隐约地觉得这个词应该就是红霉素，因此轮到我翻译时，每当说到这个词时，我便按照他们的发音快速而含糊地说出这个词，居然没有人奇怪地看着我。最后，中间一休息，我便冲到休息室，从词典中找到了那个单词。就是红霉素。这只是一个例子，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多了解一些其他的知识，这样会对你今后的工作产生很大的帮助。如果我平时对医药方面多点了解，那天前面半小时的尴尬就可以避免。
    
    还有一次，国务院某部门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开了一个关于绿色饭店的研讨会，我不知道怎么说绿色饭店，等到了那里，我才大开眼界。生态友好就是指“绿色”，所以最后我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一些语言知识，我指的是语言的基础知识，包括词汇、语音、语义等，当然也包括不同英语之间的区别，比方说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正是因为英语是被如此广泛地应用在不同的国度，所以你必须了解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差别，然后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英语等等之间的差别。我给你们三个单词“chips, fries, crisps”这三个单词在不同的国家表示不同的意思，如果你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你就很难得到你要的东西。“French fries”是什么意思？在美国，它指的是暑条。如果你到美国去，你想要暑条，却说 “I want some chips。”你最终得到的将是暑片。因为在英国英语中的暑条是chips，但到了美国，chips是暑片，而在英国，暑片是crisps。所以这些差别我们得知道。
    
    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文化知识，我们需要了解目标与国家的文化，但我们更需要了解本国的文化，一旦有机会便可以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学，这对想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来说非常重要。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圣经》，因为很多英语国家的人在讲话时会经常性地引用《圣经》中的内容，所以，如果你对圣经一无所知，很有可能，从头到尾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宣传圣经。此外，你还需要了解目标语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和科技知识等。
    
    正确处理几个关系
    
    1．处理好知识与技能间的关系。这里我强调一下英语与其他课目的区别。其他有些课目我们可以作为一种知识来学习，但是英语我们需要作为一种能力来学习。人们总是将语言学习与学习游泳作比。在下水之前，教练会教授一些方法：当你在水中时，怎样摆动你的手臂和双腿，怎样吸气，呼气。但是，一旦你掉到水里，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因为只有当你在水中，你才可能真正学会怎样游泳。语言学习也一样，在学会了语言的规则后，只有在使用中，才能真正地掌握它。
    
    2．处理好各种技能之间的关系。刚才我向各位介绍了两种技能：输入式技能和产出式技能。而这里所指的技能是两者的结合。
    
    3准确度和流利度之间的关系。准确度是指语码的精确性。强调一下，语速快并不意味着说得流利，我所指的流利是交际的有效性。
    
    4．你所学习的语言与母语之间的关系。这是你们绝对不能忽视的。因为我了解到，很多学生，他能够读懂一段英文文章，但如果要将它翻译出来，那就太糟糕啦！往往到处是错词错句。所以，当我们在学习一门外语的同时，我们更要学好我们的母语。
    
    最后，我引用陶渊明的几句话“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在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把它们送给你们，谢谢！
    
    （在2006年浙大外语学院新生锻炼周上的演讲 3月21日）
     
    （整理 石楠）